试论挪用公款罪

刘宇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
　　（一）客体
　　挪用公款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挪用公款罪作为贪污贿赂罪的一种，必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的一面，因而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财产的所有权包括实现权能：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挪用公款罪的“挪用”是指改变公款用途，侵犯的并非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是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在内的所有权部分权能。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即公共财产中呈货币或者有价证券形态的那部分。根据《刑法》第384条第2款的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依此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并不限于公款，还包括特定物。但除上述特定物外的一般物，不属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二）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主管、经手、管理公款的便利条件。既包括行为人直接经手、管理公款的便利条件，也包括行为人因其职务关系而具有的调拨、支配、使用公款的便利条件。
2、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是本罪的基本特征。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公款归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对于行为人以个人名义为私利将挪用公款归私有企业、公司使用，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存在争议。如果挪用公款扣将挪用的公款给私有企业、公司以外的单位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司法解释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对挪用公款罪的构成应严格把握。必须同时具备为私利和以个人名义两个条件，否则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至于行为人违反财经管理制度，未经审批手续，将公款擅自划拨、挪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虽然违反财经纪律，但毕竟属于公款公用，可以给予相应的政纪、党纪处分，而不应以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从中获得财物，符合受贿罪构成条件的，自应以受贿罪论处。
3、挪用公款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其一，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非法活动是指国家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活动，包括犯罪活动和一般违法活动。例如，挪用公款走私、贩毒、骗汇、赌博等。这种挪用公款行为构成犯罪，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也不需要挪用时间超过3个月未还。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将公款用于非法活动，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明知使用人将公款用于打家截道 法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尽管这种情形下未规定数额较大的标准，但不可认为没有数额的限制。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曾做出过司法解释，以挪用公款5000元至1万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其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且数额较大。营利活动是指国家法律所允许的牟利活动，例如，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等。这种挪用公款行为构成犯罪，要求挪用数额较大，但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将公款用于营利活动的，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明知使用人将公款用于营利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分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了一个较具弹性的起刑点，即挪用公款1万元至3万元。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这一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其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3个月未还。这种挪用公款行为是指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外的事情，挪用公款如还债、购置家具、修建私人住宅等。“超过3个月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予归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3个月未还”的，起刑点为1万元至3万元。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此幅度内自行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三）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至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可否构成本罪主体，理论上存在争议。我们认为，这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以承包、租赁等方式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同。刑事立法上未明确规定这类人员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即表明本罪主体排除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外。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受理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金的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本单位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的，可以构成挪用资金罪，而不构成本罪。根据前述立法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公款而有意违反有关规定而予以挪用，其目的是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
　　二、挪用公款罪的认定
　　（一）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
　　司法实践中，挪用公款罪与合法借贷行为、一般挪用公款行为难以区分。关于挪用公款罪与合法借贷行为的界限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纷争。我们认为，必须根据挪用公款罪的三种类型即非法活动型、营利活动型、超期未还型个体分析，区别对待。在非法活动型、营利活动型中，不存在与合法借贷行为的明确界限。即使行为人办理了借贷审批手续，实质上也并非合法借贷。在超期未还型中，由于行为人挪用公款是正当需要，只要经过了单位领导审批，且办理了借贷手续，便不宜按挪用公款罪处理。对挪用公款罪与一般挪用公款行为的界限，应当从挪用数额、挪用用途、挪用时间、挪用对象、使用主体、主观因素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予以综合认定。
　　（二）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界限
　　两罪的客体现都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的要件都包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容。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都是直接故意。二者的区别在于：其一，次要客体存在一定区别。本罪的次要客体限于公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贪污罪次要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其二，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不同。本罪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实施本罪的行为人不存在做假帐、虚报帐目等行为，而实施贪污罪的行为人往往有做假帐、虚报帐目等行为。其三，主体范围不同。本罪的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罪的主体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其四，主观目的不同。本罪以使用公款为目的；而贪污罪则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
　　（三）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
　　本罪与挪用资金罪在主客观方面都有相同之处。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都是故意，并且都以使用单位资金为目的。客观方面都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行为的表现形式也是一样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犯罪客体与对象不同。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犯罪对象是公款；而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只侵犯单位资金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非国有单位的资金。其二，犯罪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则是非国有公司、企业的人员。
　　（四）挪用公款罪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界限
　　挪用公款罪与挪用特定款物罪在行为方式上均表现为挪用，在犯罪对象与主观要件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外。当挪用对象同为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等特定款物时，二罪主要区别在于：其一，犯罪客体不同。侵犯客体都是复杂客体，都有侵犯公共财产的一面，但本罪同时还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挪用特定款物罪则同时还侵犯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其二，犯罪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则是管理、支配、经手特定款物的直接责任人员。其三，挪用用途不同。本罪一般是挪用公款归个人或他人使用，实质上是“公款私用”；挪用特定款物罪是将特定款物挪归单位其他事项使用，未能专款专用，实质上具有“公款公用”的性质。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宇

附带民事诉讼的尴尬

李雪峰 任全莉


近日，一起强奸案件由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安某和梁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一年。但遗憾的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被告人安某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了。
2008年2月23日晚九点半左右，被告人安某和梁某酒后骑摩托车在路上闲逛，遇到正放学回家的学生，看到其中一位女生便心生歹意，安某拉住该女生强行带到附近的庄稼地里，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将其奸淫。其后又将该女生带到另一地二人将其轮奸。案发后不久二人就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东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受害人之父亦向人民法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治疗费、精神损失费80000万， 2009年3月19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仅对两被告人科处刑罚，却驳回了原告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人所提供的医疗费单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所提供的交通费单据与实际损害之间无必要联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而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亦不予支持。
该案可能是许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一个缩影，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往往遭受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但法律对他们的保护实在是很有限。财产上的损失虽能得到判决的支持，却因被告人身陷囹圄而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精神上的伤害更是由于法律保护不够，受害人遭受的伤害根本无以慰藉。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不够全面、具体，保护范围也显过窄，许多案件中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能得到支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精神损害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在伤害、强奸、诬告陷害、侮辱、诽谤等犯罪案件中，受害人都会留下严重的精神创伤。可现行法律在强调打击犯罪时仅注重对受害人物质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这些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尤其是对于强奸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无论是从抚平被害人的伤痛、体现犯罪人与司法体系对被害人人格、价值的尊重，还是鼓励被害人举报犯罪等方面考虑，我国都应该明确赋予强奸犯罪被害人精神损害请求权。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