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边沿地区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基本架构及发展趋势

重庆市铜梁县公安局研究室主任 王泗友

城市边沿地区是指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相毗邻、接壤地带，统称城乡接合部，往往属于“几不管”区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在社会生活、经济秩序以及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影响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日益凸显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也成了妨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城市边沿地区最易被忽略，也是产生和发展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高发地带。因此，认真分析、研讨、预测群体性事件所形成的诸多因素和发展趋向，理清思路，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对实施西部大开发，确保城乡稳定、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基本架构
群体性治安事件因其不同的形成因素反映出不同的事实属性。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也是一个地区、一个阶层的政治因素、经济水准、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的综合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因果关系也会反映出不同的表现形式。近年来，尤其在地处区县边沿地带，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频率之高，规模之大，行为之烈，因果关系之复杂，结构及表现形式之多样，今非昔比，概括起来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封建迷信、非法组织“门徒会”、“法轮功”的渗透，在农村地区形成了隐蔽性、多发性群体性事件。
一是封建迷信的滋生与蔓延。城市边沿、毗邻、城乡接合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群众科学的、文明的思想意识得不到应有的发掘和引导，致使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愚昧的、落后的思维方式无法改进和根除。一些群众往往由一个错觉、呓语，也可由一些正常的自然现象，无法用科学的道理去诠释，就毫无根据地煽布异端邪说，迷惑无知群众，鼓动、聚集无知农民，拜神拜佛，使其迷信成疾，无心劳动，荒废生产，非法集会，造成不良影响。
二是非法组织“门徒会”的传播与渗透。近年来，由毗邻省、市(县)流窜的“门徒会”头子秘密活动，打着“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幌子，在群众中宣扬“神赐生命粮”、“祷告治病消灾”的歪理邪说，大批群众深受蒙骗，在贫困、边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村落，非法建立了“门徒会”的组织机构，经常非法秘密集会，制订反动纲领，干扰农村基层政权，严重影响农村生产、生活秩序。近几年虽几经取缔，但仍然死灰复燃之势。
三是非法组织“法轮功”的侵蚀与蛊惑。自1998年开始，具有反动属性的“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诱饵拉拢腐蚀群众，“法轮大法”辅导站负责人曾多次聚集多人前往千里之外进行“考察学习”，多次集体聚会，群体练功、传法，还规定不得收看新闻联播，不得过问政治和国家大事，公然与我党和政府争夺群众和思想阵地，其反动面目暴露无遗。从取缔“法轮功”和查禁修炼人员的情况看，有部分人虽然出于良好的健身愿望，但由于“法轮大法”的反动本质所决定，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有所松懈或者“法轮功”组织形成气候和规模，他们就会乘机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进行疯狂的捣乱和破坏。
(二)由于“三大恶势力”的介入，酿成了对抗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恶势力。在农村地区以村、社为单位的农村，同宗同族、三亲六戚无所不在。有的设族长、定族规，以其严密的组织、较强的凝聚力，向农村基层组织渗透；有的阻扰办案、包庇罪犯，以致发展到砸警车、打警察、抢人犯；有的以言代法、以强凌弱，欺压外姓群众，殴打他人，引发宗族与宗族之间的武力械斗；有的对违反家法家规的子弟施以暴刑；有的组织打手非法进行没收、查封、变卖、扣押物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二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恶势力。他们的组织形式大多以同乡、同学、狱友、劣迹中青年、品学兼劣的中小学生组成，模仿外地黑社会组织形式，制定帮规，纹身刺号，划分势力范围，以团伙的形式经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白吃白拿、称王称霸，集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于一身。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反社会的罪恶心理，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对抗党和政府，仇视执法人员，替人收债，介入纠纷，参与违法，已发展到干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
三是以个体形式出现、触犯众怒的地方恶势力。这种恶势力主要是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以求得心理的暂时平衡，我行我素，唯所欲为。有的常以“话不投机，看不顺眼”为由，顿起疑心，大打出手；有的个体经营户、公司负责人、农村干部以及社会闲散无聊人员，煽动闹事，称霸一方，制造混乱，其行为恶毒暴戾，不计后果；有的虐待家庭人员；有的查封、扣押、损坏公私财产；有的书写诬告、匿名信件，拨打恐吓、威胁电话，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往往由于个人行为，造成众矢之的、群情激愤，引发群体围攻。
(三)因矿山开采，土地、林权纠纷引发了经常性、复杂性群体性事件。
⑴由矿山开采的系列运作不当而引发。以边沿山区县为例，大量的久负盛名的矿产资源，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软、硬件设施相当落后，招商引资困难，缺乏规范指导与作业等原因，丰富的矿产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有序地开采和利用，造成矿主与矿商，团体与个人的利益处置不当，国家受损、矿农受损而引发经常性的群体上访、请愿事件：
一是开采不规范，半机械化与人工开采相结合，图方便、省事，漫山遍野挖地坑，既破坏矿产资源又践踏了大面积耕地和林草，既误农事又无收入；
二是买卖不划算，大量矿石挖掘后不能进行深加工，运毛坯至沿海一带出售，劳民伤财，矿石采尽收入无几；
三是收购不成系统，矿农采矿后，愿买就买，谁买就卖，投机钻营，转手买卖，以物易物，甚至连民爆物品也交易其中，造成大量隐患；
四是由于不规范的开采，残渣的堆积、倾倒不统一，泥渣淤堵，山洪暴发，河流改道，致使农民土地受损，矿商与矿农发生纠纷；
五是矿山开采后应该对矿农进行的补助政策久不兑现，甚至不兑现，引起公愤，造成集体上访。
⑵由林区、土地纠纷引起。自退耕还林试点工作实施以来，由于在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时，工作人员粗心大意，不负责任，造成《土地证》上的界畔、数据与实际界畔、数据不吻合，界限无法确定，纠纷迭起，农民群众经常聚集闹事，要求上访政府，致使农村地区治安秩序存在极不稳定之隐患。
(四)因农民负担过重和不合理负担的难以清除，引发了多发性、反复性群体性事件。
减轻农民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正确处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然而，对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县来讲，无意义的建设过多过滥，财政赤字，入不敷出，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丰富的农副特产品、地矿资源无力开发和利用，经济效益停滞不前。以致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费无法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各种面向农村名目繁多、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乱摊派，屡禁不止，一浪高过一浪，经常因农民负担过重导致进京上访、集体上访，甚至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
(五)因执法部门执法行为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
一是执法不当，程序违法，有的执法部门
二是处罚失当。主要是指极少数基层执法机构在实施行政手段时，偏听偏信，一意孤行，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处罚失当，当处不处，该罚不罚，久拖不决，久侦无果，因而导致受害者多次上访和重复上访。
三是劳动仲裁不妥。一些因劳务纠纷引发的仲裁案件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和兑现，甚至仲裁错误，致使集体上访和群众集体请愿。
四是案件处理不及时。由于有的执法机关习惯于机关化工作作风，行为懒惰，宗旨意识淡化，由“找事办”变为“等事办”，而今又由“等事办”蜕变为“不办事”，特别是极个别的单位说话凭亲疏，办事分难易，案件不“破”不“立”，致使受害人哭诉无门，造成小事变大，易事变难，酿成群体性事件。
五是利益趋动，违法行政。
(六)因扶贫的方式方法欠妥触发群体性事件。
一是扶贫项目脱离实际。城市边沿地区之所以贫困除了客观上存在的交通、通讯、地域条件的限制外，主要原因就是对自身蕴藏的资源优势没有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没有把发展区域经济和特色经济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脱离实际的所谓“民心工程”缺乏战略眼光，既无前瞻性也无创造性，往往都是赶“热门”、追“后骚”，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弄巧成拙，不但没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拖延了脱贫致富的时间，制约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怨声载道。
二是扶贫贷款的发放不当。有的信贷部门片面理解所谓的“偿还能力”，或者受“唯上”、“唯规”的制约，造成相对贫困无偿还能力的贫困户望“洋”兴叹，客观上造成先富的继续富，“肥上加膘”，后富的无法富，赊借无门。因而触怒贫困农民，纷纷上访请愿。
(七)因国有企业改制，辅助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群体性事件。
一是在操作上失策。有的部门负责人错误理解“资金重组”、“兼并”、“拍卖”的含义，忽略国企改革的宏伟意图，想当然，不切合实际，任人唯亲，不兼顾职工的主、客观利益，引起群众不满。
二是工作顾此失彼。有的部门负责人不能合理组织、安排、解决下岗职工的分流问题，无力引导、实施再就业工程。
三是忽视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职工生活不能保证，去留不能协调，客观上造成老无所依、老无所靠，下岗职工心存疑虑，对自己的生活出路非常担心，产生对抗情绪。
(八)因市场交易、欺行霸市行为滋生群体性事件。
在边沿地区生产、生活、进行贸易的部分群众，法制意识淡薄，经济意识保守，地方保护意识强烈，个体经营户之间形成一种“排外”倾向，不允许外地客商来本地经商、办企业，一旦有人介入，便唆使、煽动、拉帮结伙、欺压对方，甚至敲诈勒索，打骂客商，造成外地客商无处藏身。
(九)因重点工程的承建、移民的迁徙和补偿引发群体事件。
一是重点工程的征地纠纷、移民的拆迁纠纷时有发生；
二是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方式不当，引起建筑行业的同仁不满；
三是建筑老板克扣工人工资，引起工人不满；
四是建筑工民工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甚至互为侵害。
二、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展趋势
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客观存在的社会背景，又有自身结构形成的复杂因素，具有社会影响大、处置难度大、不易根治的特性，可以说是一项值得公安理论界长期探讨的高难度课题。笔者认为，就边沿城乡的群体性治安事件而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从群体性事件的内在联系上分析。
一是由相对松散型将向密集型转变。从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上看，大多由分散的个体集合，“滚雪球”式发展，表现形式较为松散，且无比较稳定的组织，只是采用召集、通讯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汇集在一起形成群体。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呼之应之，发展成为有组织或相对稳定的集团，串通一气，捣乱破坏，这种组织形式如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和瓦解，极有可能造成群体性治安事件。
克隆人：在人的视角下的一种评说

黄 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并且人应当始终作为目的而存在，而不能沦为工具。 克隆人技术的运用，将人的唯一性予以突破，使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被打破了，其结果是淡化了人的价值。而且克隆人技术所能做的仅仅是复制出一个肉体的人，却对精神的人以及人所赖以存在的那个社会无能为力。因此，克隆人技术是不应当被允许的。
[关键词]：克隆人技术 唯一性 有限性 精神 社会

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此后，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不断地予以确认。至今，人的生命、尊严已被公认为是第一位的价值追求。由此，一切问题，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抑或文化的，甚至是科学技术上的皆须从人的视角加以分析和阐释，方有价值。如此，本文认为，对于克隆人的讨论自当也是概莫能外的。换言之，对于克隆人技术是是非非的讨论都要最终落脚到对人的终级关怀上。
一、 唯一的人不能克隆
经典作家曾谓：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宝贵性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人的唯一性。换言之，正因为人与人的不同，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存在，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所以我们才说人之宝贵。
从哲学的观点出发，反对克隆人技术的所有理据的基础便在于人的唯一性。因为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因而对这种神圣的“唯一性”的任何突破都可以被视为为是对人至高无上价值的贬损。依常识，可以替代的东西，即使宝贵，那也是有价的。比如，商品。唯有不可替代的东西，方可称其为宝贵，因为它是无价的。譬如，人的生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严、感情。
但是，假使人可以复制，那在此时，人将与商品无异。果如此，那么真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引自：《共产党宣言》）因为一旦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可以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加以复制时，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消灭了人与人的差异性，由此，作为个体的人的唯一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进而，人的宝贵性也必将会荡然无存。这决非是“狼来了”的幼稚谎言，也不是的杞人忧天的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克隆人技术盛行的时代，我们再也无需担心他人的安危冷暖，因为假使我们的亲朋好友遭遇不幸之时，我们大可不必为之伤心痛苦，我们完全可以向上帝之外的另一个“造物主”祈求，请求二十一世纪的“上帝”还他（她，当然更有它）一个来生。至此，人类几千年来的涅?、死而复生的幻想果真是实现了。但梦想是如愿以偿了，可结果却决非所愿。正如上文所述，人的唯一性不复存在的那一天也就是人的宝贵性丧失的那一天。
梦想成真的日子倒成了一个恶梦的开始。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这出闹剧的唯一导演却又是我们自己——丧失理性的人类自己。
二、 有限的人不能永恒
先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有限的人不能永恒”，仅仅是指物质的人。著者深信：精神的人是能得以永恒的，而且正是由此人类的文明才能绵延不断。
转回正题，如果说人的唯一性是使他人感受到自己的宝贵，自己的价值，从而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相互珍惜、互相关爱；那么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则是使自己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宝贵和价值，从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善待自己，并能珍惜和享受生命。
存在主义的先驱海德格尔“向死而存”的理论正是从阐发死亡的意义中来认识生命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他指出，死是生命的本质意义：唯有死的可能，才使生显示出其意义，包括存在与创造的意义，死亡贯穿于生命的历程，死亡不止是生命的终端，而且是向死的存在。概言之，死亡的存在或者说人生命的有限性突显了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有限性不断激发着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中作无穷的努力。
然而，克隆人技术却是在根本上对之的反动。它以技术的手段复制着人的生命，使人在肉体上得以永恒，它不仅仅是开启了人类长生不老的幻想之门，其最终的恶果是很可能导致淡化人的价值，使人轻视、贬抑自身的价值，并引发践踏生命的恶劣行径。
三、 灵魂的人“无以复制”
必须看到，即使是在未来有那么一天，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完备、成熟，我们仍然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说作为肉体的人可以运用技术加以复制，但灵魂上的那个人却是无法克隆的。
人的存在决不单单是一个肉体或者说是物质的存在，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区别与动物不仅仅在于其能直立行走，抑或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在此我无意怀疑这两点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性），更在于其能思考，是一种能创造文化，缔造文明的生物。必须认识到，血脉相承中所谓的“血”决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液，它应该更是一种浸透着道德、法律，历史、现实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构成。
但是，这种精神层面的存在却是为技术所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知道，精神的东西是历史的、主观的。就其历史性而言，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着传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要以切身体验为前提，它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其主观性以言，我们知道主观的东西是不能用技术的手段进行拟制的。依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复杂的。物质决定意识不假，但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又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存在有自己的规律性。
所以，事实就是，在技术上所复制的那个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至少不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它至多是一个纯粹肉体的存在。因而，它不具备人成其为人的基本内核??精神价值。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更是如此。
中国的儒家经典一向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生物，正在于其精神的一面。不论孟子的舍身取义（见《告子章句上》），或旬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而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语出《王制》）都说明在中国人的传统认识里，人的存在主要是精神（义）的存在。丧失了灵魂的人必将与禽兽无异。
四、 社会的人无法复制
鼓吹克隆人技术的论者认为，克隆人技术可以为某些无生殖能力的人，或因意外丧失亲友的人提供帮助。这应是人类的福音。
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人是个体的人，更始社会的人。人的生存、发展须叟离不开社会。社会为人的成长、成才、成功提供了基本条件，因而我们在思考问题，进行判断时，不仅要考虑单个的人，更应注意到人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价值观念已经有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移转的今天。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发现，克隆人技术所能做得也只是复制出一个物质的人，而对于这个人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却不能有任何的作为。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鉴于此，我们对于即使是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也提倡计划生育。当然对于那些无生育能力的夫妇而言，我们也未曾要剥夺其生儿育女的权利，不允许他们又属于自己的孩子，因为除了克隆技术外，我们还可以用辅助人工生殖技术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何况，我们的现行法律也未对领养孩子完全禁止。
五、 技术的可能性与应当性
康德说：“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引自《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克隆人技术和历史上把奴隶当成工具一样，也是对人的目的性的反动，都是把人从目的降为工具，使人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因此是反人类的行径。
目前，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各国政府，大多认为：应当禁止人类的克隆生殖。早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世界人类基因工程与人权宣言》中明确规定：“与人类尊严相抵触的做法，例如人体的生殖性克隆，不予允许。”之后，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我国政府都以法律或政府文件的形式宣布：不允许克隆人实验。
的确，在人的神圣光环下，任何一种技术都须予以严格审查，都须要用是否最终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标准予以判断和选择。质言之，一切与人的尊严、价值相左的东西都应该接受检讨。
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技术本身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技术上可能的不一定都应当去做。在做与不做之间一个基础性的抉择原则就是能否维护和拓展人的尊严和价值。
至此，一个当然的结论便是：在人的神圣光环下，克隆人技术是不应被允许的。



作者简介：黄忠（1982—），男，浙江淳安人，毕业于对外经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为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学基础理论及民商法学的学习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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