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想与理想法治

何旺翔


法治之理想需要以理想之法治加以充实，而理想之法治只有在法治理想的驱动下才能得以实现。
一、法治—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重要理想目标
所谓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①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是一种民主的治理模式。与法治相对应的是德治，其乃是指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的实现。② 法治之理念起源于西方，其根源于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之人性恶论。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中就提出了“服从法律的统治”的理念，而随着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人们更以追求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为目标；而基督教哲学的人性恶理论促使西方人优先选择客观公正的法律而非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社会的治理准则。古代中国的先秦哲人也曾提出过“法治”之思想，但纵观中华历史，人治乃为主流。因为传统儒家 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其法律哲学，同时其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君主才能治理好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治的结果是专制，是社会运作的极度混乱和低效，因为个人的命令主宰了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命运，因为整个社会缺乏一套统一的治理规则。
那么德治呢？德治之“德”是个人之“德”还是社会整体之 “德”？若为个人之“德”，那么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治，其与中国传统人治理念毫无本质差异，只不过于现今社会其有一套相应的选拔机制更加保证了德治者具有高尚的道德，这与世袭制相比显有进步，但难免百密一疏，而且人在不断发展变化，今天的我还是明天的我吗？德治之“德”若为社会整体之“德”，也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尚之道德情操，那么可以说这种德治是全体社会成员道德的统治，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治理模式，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他们知道自觉的去遵守相应的规则，这比法治要进步的多，但这未免太过理想化了。于现实看来，中国不具有这样的大土壤，这种德治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了，其只不过是我们的最终理想，而法治才是理想的现实。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与此相对应，德治（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统治）就是我们的最高纲领（理想目标），而法治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理想目标）。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仍然有“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笔者注：即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公认和共同遵守的道德），但它不是法，因为它没有法所特有的阶级性，就像原始习惯一样，只是一种公共生活的社会规则，而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将与国家一起消灭在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中③；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需要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而这一切都必须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为基础，必须与法治模式的完善为契机。因此应该说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重要理想目标，但它不是我们的终极理想目标。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想的法治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那么该如何理解法治的内涵呢，也即我们理想的法治是什么样呢？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笔者注：东方法治观），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笔者注：西方法治观）。④
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因为我们有着自己的社会现实；我们亦不可因西方思潮的大举“入侵”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以维护民族特点为借口而一概否定西方文明的科学合理性。我们只有在强调自我或本土的经验基础的同时也强调他者或域外的经验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自我在与他者相遇时的精神结构上的弹性和开放性，避免偏狭和冥顽不化。⑤ 我们应该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在激进革命后留下的大片制度空白，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在于制度的构建，秩序的建立，而非简单引进西方法治理念而空谈公民权利的维护，因为没有秩序、制度的建立，权利的保障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关系秩序社会，有“关系”者可以获得第一手信息资料，也可以拥有优先的发言权，因此信息渠道的通畅化、透明化，才是实现民主，实现法治的关键。因此我们要加强立法，要提高司法与行政的透明化。总而言之，制度和秩序的建立才是当务之急。
依西方传统法治理念，法治的构成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实质要件即法的优良性。就此而言，我们似乎离法治已经很近了，因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相对系统的法律体系，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不仅如此，我们的法律不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创新。法的普遍性和优良性似乎在我国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有再好的法律，再好的制度体系，其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贯彻，那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是有法可依，但却未必有法必依；是有法必依，但却非执法必严。就浅层原因而言即是缺乏严格公正的执法理念，但就深层诱因看来关键在于缺乏专门化的法律职业群体，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的素质的确有待提高。这种素质不仅仅是理论素养，而更应是道德素养。因此，形成全面的执法、司法人员培养体系，构建公正合理的选拔机制，才能不断优化执法、司法人员队伍的素质，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严格执法，而这一切并不是靠上两次课，搞几次培训班就能做到的。
我们理想中的法治状态，许多法学家已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理论构建，但构建在于实践。单纯的批判是不够的，因为若无构建，我们也就没了批判的目标，我们总不能老去研究西方各国法治模式的优劣吧。但单纯的构建也是不够的，因为单纯的构建是僵死的，只有在构建中批判，在批判中构建，才能不断推动法治的完善，不断向前发展。而我们批判与构建的精神动力就来源于我们的法治理想。
三、结语
法治理想的确立与理想法治的构建是互动的。在法治理想的驱动下，我们寻找出西方传统法治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契合点，并希冀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理想的法治。法治是我们于现今作出的必然选择，其理应成为我们崇高的理想目标，而构建和批判正是我们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的有益努力和尝试。




注释：
① 张中秋等著：《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② 张中秋等著：《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③ 张中秋等著：《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④ 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战略与管理》第４８期。
⑤ 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战略与管理》第４８期。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二）

1983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

全文十五、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是否单立了一条传授犯罪方法罪？实践中应当怎样认定这个罪？（湖北、上海、湖南、福建、江西）
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新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这个罪是故意向他人传授犯罪的方法，属于故意犯罪。由于上述决定中规定惩罚这种罪的量刑幅度很大，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要特别注意掌握打击的重点，对具体案件做具体分析，实行区别对待。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审议几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一些老流氓、惯犯、教唆犯猖狂地传授犯罪方法，教唆青少年犯罪，对社会危害极大。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在劳动教养或者在服刑劳改期间也进行这类犯罪活动，对这种犯罪不严厉惩处，是不可能搞好社会治安的。”这不仅从立法上说明了惩罚这种犯罪的根据，而且对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应用这条法律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对这个问题尚须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求得深入理解、正确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的这条决定，办好传授犯罪方法案件。十六、问：对于犯故意伤害罪，尚未造成重伤，只造成轻伤或轻伤多人，情节恶劣者，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可以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2项，即“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的”规定，予以定罪处罚。一种意见认为，该决定只适用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的案件，不能适用于轻伤案件；致人轻伤者，仍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
答：同意你院后一种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2项所规定的“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的”，是指故意伤害造成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而且情节恶劣的。对于仅造成轻伤害或轻伤多人的罪犯，但不具有这一决定第一条第2项内所规定的“对检举、揭发、拘捕犯罪分子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凶伤害的”情节的，仍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十七、问：在判决书中引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时，条、款不好分，如第一条下所列的1、2、3……是称款还是称项？可否笼统地引用这个决定，而不具体写明条、款？（河南、福建）
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所规定的几种罪状和罪名都各不相同。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时，应根据其具体罪行，分别引用这个决定相应的条文。按照1956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引用法律、法令等所列条、款、项、目顺序的通知》，在判决书和裁定书中引用上述决定的条文，可称为第×条第×项。十八、问：被告人在未满十八岁时犯有严重罪行，在满十八岁以后又犯罪，可否将前后罪一起算，判处死刑？（江西、黑龙江、吉林）
答：刑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法第十四条规定，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对于被告人在未满十八岁时犯有严重罪行、在满十八岁后又犯罪的，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主要应根据被告人在已满十八岁以后所犯的罪，依法是否可以和应当判处死刑来衡量。如果对被告人已满十八岁后所犯的罪，法律没有规定死刑时，不应仅根据被告人在未满十八岁时所犯的严重罪行而判处死刑。十九、问：对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可否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死刑中缓期执行的一种制度。对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也包括不能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对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那是刑法上明文规定的，不应适用于怀孕的妇女。（北京）
答：同意你们讨论中对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能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意见。因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死刑中缓期执行的一种制度，刑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并没有同时规定如果所犯罪行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不同于该条对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因此，对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也不应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十、问：有的人民法院在第一审宣告判处被告人刑罚，被告人当庭表示不上诉后，便不等上诉期满就立即交付执行了。这样做是否合法？（湖北）
答：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判决和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并明确规定：“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何况，被告人在人民法院第一审宣告判决有罪和处刑的当时表示不上诉，而以后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改变了主意，提出上诉的，人民法院仍然应当受理。而且，在抗诉期限内，还应等待人民检察院是否抗诉。因此，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应该在已过法定的上诉、抗诉期限，被告人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交付执行。
二十一、问：基层人民法院判处的有期徒刑案件，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提出了抗诉。对这样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时，可否按抗诉程序审理，即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依法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直至改判死刑？（江西）
答：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该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对于被告人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按抗诉程序进行，实事求是，依法判处。但是，对于基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为有期徒刑，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查时，认为应判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为了保证办案质量，并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三款关于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利的规定，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裁定撤销原一审法院的判决，而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重新审判。二十二、问：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现准备执行死刑时，应依照什么程序办理？报哪级法院核准？（江苏、安徽）
答：对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依照刑法第四十六条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在，应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经本省、市、自治区司法厅（局）审核同意，然后由当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中的规定，对属于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属于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即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二十三、问：被告人一人犯数种罪，均应判处死刑，依照有关规定，其中有的罪的死刑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有的罪的死刑应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类案件究竟是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还是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广东、铁路）
答：对于被告人一人犯数种罪，有两个以上的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如果其中有一个罪的死刑按规定应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时，即须将该案报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二十四、问：对于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的裁定、判处死刑的第二审判决和由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的命令，以及由原审人民法院发布的执行死刑的布告中，应该引用什么法律作为核准死刑的依据的问题，有的主张应该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有关规定；有的主张引用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还有的主张继续引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原规定的有效期到今年年底，届时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再发个授权通知，作为以后引用的依据？（北京、甘肃、河南、安徽、江西、上海、铁路）
答：根据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此规定，于1983年9月7日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由高级人民法院（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铁路运输高级法院，下同）核准死刑案件的裁定、判处死刑的第二审判决和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的命令，以及由原审人民法院发布的执行死刑的布告中，从上述通知下达之日起，均应写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的字样。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就不再发通知了。二十五、问：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以来，有些被告人曾被收容审查。其中，有的关押于看守所，有的则关押于临时收审点中。对这些被告人判刑时，其被收容审查的日期，应否折抵刑期？我们研究认为，如果收容审查时剥夺了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即可以折抵刑期。（福建、湖南）
答：同意你们的意见，即：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有的被告人，在被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前，已先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如果当时实际上已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人民法院在判刑时应参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予以折抵刑期。二十六、问：在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期间脱逃的人，可否按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脱逃罪论处？（上海、浙江、青海）
答：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的人，如确系犯罪分子，其脱逃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脱逃罪的特征，构成脱逃罪时，应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治罪，并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刑。如果被收容审查期间脱逃的人，在被收容审查前的行为，依法只应实行劳动教养，则不能按脱逃罪处理。二十七、问：劳教人员多次逃跑，逃跑后又没有犯罪，对他们能否按脱逃罪惩处？（江苏、江西、辽宁）
答：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劳教人员逃跑的，延长劳教期限”，对逃跑的劳教人员，应按此规定办理，不应按脱逃罪惩处。二十八、问：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发现个别地方法院的第一审判决中，有判决注销被告人城镇户口的。我们认为，对罪犯注销城镇户口，不应由法院判决，应由公安机关处理。（西藏）
答：同意你院意见。根据刑法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注销城市户口不属于刑事处分，因而不应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