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浙江省居住证申领暂行规定》的通知
浙江省公安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居住证申领暂行规定》的通知
浙公通字〔2008〕14号
各市、县(市、区)公安局：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嘉兴慈溪两市开展居住证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浙政办发〔2007〕103号）精神，结合公安工作实际，省厅研究制订了《浙江省居住证申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
开展居住证制度改革工作的地区，从《暂行规定》下发之日起执行。对已申领的《暂住证》，在证件有效期内仍然有效，有效期满后，应当换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申领《浙江省居住证》的，《浙江省临时居住证》的持有时间可以从《暂住证》的持有时间开始计算。未开展居住证制度改革工作的地区仍按现有暂住人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工作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
附件：1.《浙江省居住人员登记表》
2.《浙江省居住人员登记表填写说明》
3.《浙江省居住证》申领表
4.《浙江省临时居住证》式样
5.《浙江省居住证》式样
浙江省公安厅
二00八年一月十日
浙江省居住证申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居住人口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提高服务管理水平，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居住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设区的市市区或者县（市），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居住的人员。
第三条 居住证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和《浙江省居住证》两类。
《浙江省居住证》分普通人员和专业人员两种类别。
第四条 居住证实行一人一证。
未满16周岁人员，应当登记在监护人的居住证中，需单独办理居住证的，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领。
第五条 居住证具有下列主要用途：
（一）作为持有人在本省居住的身份证明；
（二）凭证可以享受居住地政府相关政策规定的待遇及办理个人相关事务；
（三）记录持有人基本情况、居住地变动情况等人口管理所需的相关信息。
第六条 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负责居住证的申领、发放及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领和发放
第七条 居住人员应当在到达居住地3日内申报居住登记，未满16周岁人员由监护人代为申报。
已满16周岁人员，拟在居住地居住30日以上的，应当在到达居住地10日内申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但出差、探亲、访友、旅游、就医、就学等人员，可以不申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
居住人员符合《浙江省居住证》申领条件的，可以自愿申领《浙江省居住证》。
第八条 申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近期正面免冠1寸照片3张；
（二）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三）居住人员登记表。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自愿申领普通人员居住证：
（一）取得《浙江省临时居住证》1年以上；
（二）有相对固定住所和稳定职业；
（三）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四）按规定缴满基本养老保险年限；
（五）领取《浙江省临时居住证》后无行政拘留以上处罚、违法生育等违法记录，但因过失违法犯罪处缓刑以下处罚的除外。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自愿申领专业人员居住证：
（一）取得普通《浙江省居住证》2年以上；
（二）具有高级工以上技术等级或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劳动贡献特别大、创新成果多、担任企业中层以上领导职务或高级以上技术职称、荣获县以上先进称号或相关荣誉等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直接申领。
第十一条 申领《浙江省居住证》时，除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材料外，还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浙江省临时居住证》等居住身份证明；
（二）与申领条件相关的证明材料；
（三）居住证申领表。
第十二条 公安派出所受理申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对材料齐全、符合申领条件的，应当当场办理发证工作。
公安派出所受理申领《浙江省居住证》，对材料齐全的，应当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凭证。对符合条件的，普通人员居住证应当在受理后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核定及发证工作，专业人员居住证应当在受理后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核定，并经公示后发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领人，并说明理由。
乡镇（街道）政府、相关部门或社区、村居、企事业单位受公安派出所委托受理居住证申领材料，对材料齐全的，应当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凭证，3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派出所。公安派出所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三章 相关管理
第十三条 已申领居住证的人员离开设区的市所辖区域到外地居住的，应当重新申领居住证；在设区的市所辖区域内跨县（市、区）居住的，不需要重新申领居住证，但应当办理居住证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居住证有效期为1年。
居住证有效期满后需要继续居住的，应当在有效期满前10日以内办理延期审验手续，1次延期时间不得超过1年。累计有效期满5年的，应当换领居住证。
第十五条 居住证有效期内，姓名、现居住地址、工作单位等登记项目发生变动的，居住人员应当在3日内到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六条 居住证损毁或者丢失的，居住人员应当及时申报换领或补领居住证。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有关部门认定后，由公安机关注销《浙江省居住证》：
（一）持有人在申领时提供虚假材料的；
（二）持有人情况发生变化且不再符合申领条件的；
（三）持有人有违法生育或受到行政拘留以上处罚的，但因过失违法犯罪处缓刑以下处罚的除外；
（四）其他应注销的情形。
依照前款规定注销《浙江省居住证》后，居住人员符合本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重新申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居住证由省公安厅统一制作。
第十九条 居住证延期审验、变更登记不收取费用，申领、换领、补领居住证的，应交纳工本费，工本费按照省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负责解释。
附件1（见附件）
附件2
浙江省居住人员登记表填写说明
1、编号：是居住人员的唯一标识号，由浙江省居住人口管理信息系统自动生成。
2、姓名：填写相对应人员（居住人员、出租人、被携带人员、主要社会关系人等，下同）在常住户口所在地户口登记的姓名。
3、别名：填写相对应人员姓名以外的名字，包括曾用名、化名、艺名、绰号等。
4、性别：根据相对应人员的情况选择“男”或“女”。
5、民族：填写国家认定的民族的名称。
6、公民身份号码：填写常住户口登记机关为相对应人员编定的公民身份号码，无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出生日期，前后以数字“0”代替。
7、出生日期：按照公历填写相对应人员出生的具体时间。
8、常住户口省县：填写居住人员户口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区、旗）。
9、详细地址：填写相对应人员户口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具体到街道（乡镇）、社区（村居）及街（路、巷、自然村）、幢、单元、号、室。
10、现居住地社区（村居）：填写居住人员居住地所在的社区（村居）。
11、街路巷：填写居住人员居住地所在的街、路、巷。
12、详细地址：填写相对应人员居住地详细地址，具体到幢、单元、号、室等。
13、联系电话：填写可以联系到相对应人员的固定电话、手机、小灵通号码等。
14、婚姻状况：根据居住人员的情况选择。
15、文化程度：根据居住人员的学历选择。
16、政治面貌：根据居住人员的情况选择，情况不明或未加入任何组织的选择“其他”项。
17、职称技术等级：根据居住人员的情况选择，情况不明或无等级的选择“无等级”项。
18、居住事由：根据居住人员的情况选择。
19、住所类别：根据居住人员的居住住所选择，其中集中公寓是指地方政府（部门、组织）专门建造供居住人员集中居住的公寓，单位内部是指企业自行建造供居住人员居住的宿舍。
20、工作单位：填写相对应人员的工作单位。
21、从事职业：填写相对应人员现从事的具体职业或工种（下同）。属各类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填写具体职务名称，如“总经理”、“中医师”、“记者”等；属商业、服务人员的，填写“售货员”、“厨师”等；属生产、运输一线工人的，填写“钳工”、“泥水工”、“汽车司机”等；属农林牧副渔劳动者的，填写“粮农”、“棉农”、“菜农”、“渔民”、“牧民”等；属个体劳动者的，填写“个体修理摩托车”等；属没有固定职业做临时工作的，填写“临时泥水工”等；属无业人员的，填写“无业”。
22、单位地址：填写居住人员工作单位的详细地址，具体门牌号。
23、单位责任人：填写居住人员工作单位负责人的姓名。
24、登记及发证情况：根据居住人员的情况选择。
25、来本地日期：填写居住人员到达现居住地所在市区或县（含县级市）的具体日期，并且以居住人员到达后相对固定未长期离开的日期计。
26、预计居住时间：填写居住人员计划在现居住地所在县（市、区）居住的大致时间。
27、证件签发日期：填写发证机关发证的具体日期。
出租房情况（仅适用居住在出租房屋的填写）
28、出租房档案号（编号）：填写居住人员承租房屋的档案号或编号。
29、起租日期：填写居住人员承租开始日期。
30、停租日期：填写居住人员停租日期或承租到期日期。
携带未满16周岁人员情况
31、关系：填写相对应人员之间的关系，如“父子”、“母女”等。
32、有无预防接种证：根据被携带人员的情况选择。
33、是否在居住地上学：根据被携带人员的情况选择。
就业情况
34、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根据居住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选择。35、参保状况：根据居住人员的参保情况选择。
计划生育情况
（仅适用18周岁至49周岁的育龄妇女填写）
36、夫妻是否同行：根据居住人员的情况选择。
37、生育子女数：填写居住人员的生育情况。
38、婚育证明编号：填写居住人员持有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编号。
39、怀孕避孕措施：根据居住人员的情况选择。
延期注销恢复情况
40、延期到期日期：填写居住人员居住证延期审验后的到期日期。
41、注销日期：填写注销机关的注销日期。
42、恢复日期：填写恢复机关的恢复日期。
其 他
43、记事：填写居住人员的现实表现等相关情况。
44、承办人签名：由受理居住登记人员填写。
45、申报人签名：由申报居住登记人员填写。
46、填表日期：填写受理居住登记的具体日期。
47、相片：男性居住人员的相片贴在表格正面的右上角，女性居住人员的相片贴在表格反面的左下角。
论供精人工授精子女的知父权
——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
内容摘要：AID子女的知父权是由AID技术引起的新型法律问题。为解决该权利与AID父亲隐私权间的冲突，本文借用了伦理学的方法，以家庭为伦理实体进行考察，并得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修复异化的伦理关系，或者求助于更一般的伦理标准。
关键词：AID 知父权 家庭 伦理实体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曾困扰我们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同时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授精技术，它一方面为众多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法律甚或伦理问题。医学上将人工授精技术分为两种：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简称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简称AID）。夫精授精使用的是丈夫的精子，AIH出生的子女与父母均有血缘关系，基本不会导致伦理问题或法律纠纷。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后者，即供精人工授精（AID）。AID则是使用丈夫以外的男性的精子使女性怀孕，妻子所怀的实际上是别人的孩子。这种生育方式使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传统家庭关系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切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的纽带。 而AID把人性与生物性分开，更破坏了婚姻在心理、生物上的统一性， 极易引起各种伦理和法律问题。单就法律而言，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即：AID子女是否有获知自己血缘父亲的权利（即知父权），包括其知父后是否有在任何一方难以维持生计时从血缘亲属处获得抚养的权利或扶养自己血缘亲属的义务等。鉴于各部门法对此讨论详细，本文将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即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
一、AID子女的知父权与血缘父亲的隐私权
AID子女的知父权在法律上属于知情权的范畴，而与所有知情权——隐私权的矛盾一样，知父权与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天然便存在紧张关系。隐私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专属于个人的权利，它所代表的是个人（如AID父亲）的利益，是用来抵抗外界知悉的一种对世权、绝对权。而知情（父）权不仅体现出个人的生存利益，也体现出了公共利益，其所包括的利益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AID子女一旦获知自己并非养父亲生，必然会产生追问血缘父亲的欲望。对此，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有权知道他们的生物学出生，不告知孩子的出生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 。而此时则可能存在两个阻碍：一是抚养他的家庭是否愿意让他获知血缘父亲的情况，二是AID父亲自己是否愿意被他人获知。若答案为否，则两种权利的冲突就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进行干预。在已有的立法例中，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令或政策使孩子能获得信息。如瑞士的宪法规定孩子有权知道生物学身世，包括捐赠者的身份；奥地利、荷兰、瑞典等国家规定孩子应该可以获得有关身份的信息；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在考虑类似的法律。 英国也通过了一条没有公开的类似生育立法，规定凡精子捐赠者的孩子在18岁后有权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样的立法考量中公共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告知在利于保护AID子女权利之外，有助于预见潜在的健康问题。因为除了可以得知自己的基因病史，告知孩子他们的遗传学身世还能保护他们避免无意中与自己的血缘近亲属结婚。但对于AID父亲来说，其在捐赠精子时可能根本无意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可能没有承认该AID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意愿。一旦AID子女的知父权得到确认，不仅是对其血缘父亲人身权利、合同自由（捐赠协议可能附带保密条款）的干涉，甚至可能影响其家庭关系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若采取限制一方的立法进路，二者难以通过利益衡量等传统法律方法同时得到保护。
二、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及其异化
传统的法学方法难以在根本上调和知父权与隐私权的对立，故笔者转向伦理学方法，并且在此问题中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个特殊组织。在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家庭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在确认AID子女权利的场合，家庭更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至关重要因素。
关于家庭，首先可以也是必须进行的学术确认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黑格尔也是将家庭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看待的。这一结论的学术根据之一就是他在该书对伦理实体作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分之前的话：“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 既然伦理实体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则据此反推，家庭与民族就应当是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实体。
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和绝对的伦理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它不是绝对的因而具有异化之可能。在此笔者粗略将此异化分成两类：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自身的异化，另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实体的异化。
（一）家庭相对于自身的异化
最初的家庭都是以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家庭作为一种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不仅曾经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基石，并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充当着最光荣的伦理实体。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伦理实体”作为客观伦理实体是关系体系。客观伦理作为实在，是以一定社会共同体为内容、并以一定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 传统的家庭伦理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血缘性，个体在家庭中表现为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不同的道德期望、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血缘性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中最真实无遮、最为紧密的关系，决定了家庭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与家庭的血缘性相对的是，家庭同时具有“社会性”。家庭对于其成员而言即是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其价值合理性不仅取决于遗传血缘，也取决于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情感依赖，而这种主观联系最终以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AID子女的尴尬即存在于家庭作为实体其二重性的分离中：在生物性上，他更接近于其血缘父亲家庭关系的一员，但在社会性上，却与其“养父母”家庭更为接近，以至于传统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不愿认同他。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便可以理解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其自身的异化。黑格尔在对“实体性伦理”作补充解释时曾指出:“整个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但是两者都只是伦理的形式。这里，善就是实体，就是说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 质言之，一个完美的伦理实体本质上是由主客观两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的。对于AID子女而言，家庭伦理实体的主观方面，即由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情感认知与交流，在事实上与其客观方面，即共同的血缘关系相分离。这造成了在以AID子女为个体进行研究时，传统家庭伦理实体自身的异化。
（二）家庭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黑格尔对实体还有两个明显的内在规定:“实体”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统一性之品性，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具体的存在，而在其特殊性、个别性存在中又包含了普遍性本身。 这既是说，不同的伦理实体之间虽然在终极意义上具有共性，但毕竟存在个性上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发生冲突。近代史上中国传统家庭实体与商业经济实体的冲突即是最好的例证。在AID问题上，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与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要求不同。在家庭而言，AID父亲为了维持现有家庭的稳定关系，不承认AID子女或隐瞒该事实都可能具有家庭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在社会来说，不确定的基因关系可能导致近亲结合，一则增加遗传病发生几率，二则对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造成冲击，因而不承认或隐瞒AID子女之事实可能会产生社会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家庭与更高级的伦理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和对立，并因在该矛盾上固守自己的实体个别性而走向不合理性与不道德。这种不同实体间对于共同成员伦理规范要求的差异即可看视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三、以家庭伦理实体为视角的分析
如前所言，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在AID子女的问题上因其主观客观方面的分离而异化为不道德的个体，并因其个性可能与上位伦理实体间发生冲突。那么，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式应在于，其一，使异化的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复归主客观统一的完美状态；其二，寻找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共性以达成伦理实体间的统一。
对于第一种情形，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的“社会性”亲密程度上。我们已经知道，情感与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上的疏远是造成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隔阂的原因。质言之，其知父权能否实现应视其是否与该家庭存在现实或将来可能的亲密接触，即缺失的“社会性”家庭关系要件是否可能得到修复，该AID子女是否会成为其父家庭实体中的一员。对于具体操作而言，则应视其是否可能与血缘亲属发生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等亲属法上法律关系。若回答为肯定，则该AID子女有通过相关法律行为，如收养或结婚等修复其所缺失的与血缘家庭的“社会性”要件之可能。无论此种亲属关系的修复是否为现有法律或道德所认同（血缘亲属间的婚姻明显不符相关婚姻法律，而收养则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无涉），均应通过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而明确该血缘关系。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婚恋关系出现，降低遗传疾病风险，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在未违背现行法律、伦理判断下的亲属关系之修复，例如AID父亲收养AID子女，或AID子女的“养母”与“生父”结婚等，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不仅无损于现存伦理关系，并且有助于促进再造家庭的情感和谐。在此类情况下，保障AID子女的知父权能够补全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使“家庭”复归完美的伦理实体。若情况相反，即在该AID子女不存在与其血缘家庭发生亲属法律关系之可能的情形下，则应保障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该AID子女并非该伦理实体之成员或个体，在不与该家庭伦理实体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并不会对该实体造成影响。若贸然确认其知父权则反而可能给原本完备的家庭伦理实体带来异化之风险。
值得特别明确的是，由于上述情形的成就与否当然不可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因此基因（或精子库）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追踪基因（精子）去向的职责，并肩负起依据现实情况判断是否将基因信息通知给AID子女或其血缘亲属的义务。质言之，AID子女的知父权或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成就与否完全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裁量的。由于“社会性”家庭关系修复的几率较低，这种裁量应当以隐私权的保护为一般，以知父权的确认为例外。这其中又将涉及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成本计算，本文于此不再讨论。
对于第二种情形，核心问题则在于统合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差异而求诸于一般与共性。AID子女及其血缘父亲因与不同的伦理实体发生关系而可能在相对于不同实体时具有不同身份，受不同的伦理道德约束，而不同实体在AID知父权的问题上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二者的统合又存在两种可能的方法：一是以上位实体的规范为准，即以社会伦理秩序作为最终标准。这样AID子女的知父权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由于采取了贬抑其一的做法，很有可能严重影响甚至破坏AID父亲的家庭关系，对家庭产生的冲击非常猛烈；第二种方法则是寻求冲突实体的共同上位实体，并依据该上位实体的伦理规范进行评价，亦即寻求更为一般的伦理要求。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要求即“善”，或者“爱”，是无关社群而由整个人类类群所共有之道德规范。事实上无论中西方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都以“爱”或“爱人”为逻辑起点，即“我非我，而是我与他人统一体中的我”。这一点是由“类”所共有的。表现在AID关系中，即要求两代人基于“爱人”的互相尊重。这要求无论AID父或子均需在主观上亲爱对方，即使不出于天伦，也应恪守人伦之基本的尊重；在客观行为上，则要求AID子女在行使其知父权时，要慎重考虑对父亲现有家庭的影响，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对其家庭造成破坏；AID父亲在行使隐私权时不能对AID子女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而应尽可能避免因此对子女造成的客观上的负面影响，如在其遗传病难以诊治时向医疗机构提供必要的遗传信息等。由此出发，即使二种权利得不到法律上的完全实现，在事实上却可能更有利于二者的和睦及社会关系的稳定。
四、结语
AID子女的知父权问题是一个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法律、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当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既有的伦理秩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就应当为新的伦理秩序所代替。在这种新旧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斗争，也会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于社会关系上的紊乱，往往被视作单纯的社会问题经由法律进行调整与规制，却忽视了其背后的伦理因素及原因。因此，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除了考虑法律方法之外，我们有时也需要借助伦理学的方法，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本文，对于AID子女知父权的确认与保障而言，借助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考量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因素，大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思路与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