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新.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制度构想
内容提要: 我国自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多方面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并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探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将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是指通过国家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与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权利，主要包括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环境权，妇女、儿童和老人权利，以及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等。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受保障程度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社会稳定问题也日渐突出。据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又呈现集中爆发的态势。[1]其中，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等侵犯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行为而引发的群体纠纷不在少数。因此，加强对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尤其是探讨其可诉性问题，在当前是非常迫切的。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的由来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种新型的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首先是以一种理论形态出现的。早在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就提出了公民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思想。例如，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1792年出版的《人权法》中就曾系统阐明穷人的权利，强调穷人不仅有生存权，而且应该享有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在法律中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予以明文规定，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根本上保障了劳动人民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权利。此后，西方国家也相继在宪法中对此类权利加以规定。
二战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被写入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到1994年底，联合国已制定国际人权宣言与公约71个，其中《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三个最基本的国际人权文件。根据196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大体包括：工作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组织工会权，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保护家庭、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的权利，适当的生活水准，健康的权利，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文学艺术活动自由等。受国际公约的影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确立了公民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款。据统计，在1976年以前，全世界142部宪法中规定劳动权的占55%，规定组织或参加工会权的占59.1%，规定休息和休假权利的占32.4%，规定享受宽裕或合理生活标准权利的占23.2%，规定国家救济和社会保险的占66.9%，规定受教育权的占51.4%。[2]
（二）围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展开的理论争论
权利的可诉性，“一般被理解为权利应受法院或准司法机构审查的能力。当法官能够在具体情景下考虑权利并且这种考虑能产生对这一权利的进一步判决，那么就可以说权利是可诉的”。[3]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问题，本质上就是国家对此类权利的保护力度问题，理论界和实践中对此都展开过激烈的辩论，正如学者所言，“如果有一个问题支配了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辩论，这个问题就是，那些权利在国内法的层次上是否具有可诉性”。[4]
传统上，否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观点曾一度占据上风。否定论的主要理由有三：其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外延及内涵模糊，致使无法准确界定其范围、标准，范围和标准无法确定也就谈不上司法保护的问题。其二，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只能是一种“道德权利”，不属于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法律权利”范畴。例如，英国的政治学家莫里斯·克莱斯顿就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属于美德和理想的范畴，“理想就是一个人可以想要但是本身又不能立即实现的东西。相反，权利却是可以实现，并且从道德的观点看必须立即得到尊重的东西”。[5]受此影响，印度宪法就将公民权利划分为两个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视为具有可诉性的“基本权利”，而经济和社会权利则只是“国家政策的指导性原则”而不具有可诉性。其三，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受到一国可利用资源的限制，且司法裁决社会权将使法院僭越立法机构在设计民生项目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应有角色。例如，新西兰议会认为，“在一个司法上可以强制实施的法案中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存在很多困难。……让司法机关来对这类事情出决定是不适宜的”，因此这些权利被排除在1987年《新西兰权利法案》之外。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逐渐得到认可，具体做法大致有如下三种：第一，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区分，划定可诉性的权利范围。例如，1990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并指出《公约》第2条第二款、第3条、第7条第一款第1项、第8条、第10条第三款、第13条第二款第1项、第3项、第4项、第15条第三款具有直接的可诉性，缔约国负有立即实施的义务；对于其他条款，该委员会认为都具有发展可诉性的可能性，强调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缺乏司法救济手段，行政救济等其他手段就不可能非常有效。[6]第二，有些国家则通过区域性国际条约开始承认其可诉性。例如，根据1995年通过的《欧洲社会宪章》第二附加议定书，雇主、工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就缔约国违反《欧洲社会宪章》的行为向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提交集体申诉。同样，根据《美洲人权公约经济和社会权利任择议定书》(1999年生效）的规定，其第8条规定的工会权利、第9条规定的罢工权利和第15条规定的教育自由权利均适用《美洲人权公约》的个人申诉程序。第三，有些国家则通过判例确立了“逐案审查原则”。例如，2001年南非宪法法院在格鲁特布姆案中拒绝接受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的“最低核心义务”概念，但同时认为，社会经济权利的问题不是根据宪法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而是在具体的案件中应如何实施它们的问题”；可诉性的问题不能抽象予以决定，而只能“在具体个案的基础上仔细探索”。[7]
二、我国对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现状
（一）我国在保护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努力
首先，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规定主要有：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第42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第43条），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5条），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第46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47条），妇女、儿童的权利受国家保护（第48、49条）等。与此相配套，我国还有数量可观的法律法规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
其次，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国际社会人权对话。在与国际社会的交流过程中，我国一直强调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这本身就是重视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表现。与此同时，中国也参与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已加入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21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1997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最为重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
再次，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在各领域不断改善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290万。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中开篇就强调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问题，分别从工作权利、基本生活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受教育权利、环境权利等九个方面对今后一年的人权工作进行部署。
（二）我国在保护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
1．我国《宪法》确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范围上有待进一步扩展
我国《宪法》对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范围和种类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与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相比，我国《宪法》在规定的权利种类和内涵方面还存在差距。例如，没有规定公民“适当生活水准权”，而《公约》第11条要求：“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再如，《公约》第15条规定，“人人有权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我国法律虽保护知识产权，但尚未提升到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又如，《公约》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为保障这类权利的充分实现，缔约国应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但在我国宪法上，对此并未规定。
2．我国《宪法》规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缺乏可诉性等有效制度的保障
我国法制观念与西方迥异，我国《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不具有直接的可诉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权利主要并不是一种请求权，而是一种政策宣言。它们确定了所要追求的目标和行为的公共标准，而不是保护个人自治。因此，社会主义的权利并不是一种武器（这意味着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潜在敌意），而更像是火车票：它们只是赋予持票者可以朝着指明的方向进行旅行”。[8]此说法虽显尖锐，但却也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描述。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应的就是政府积极作为的义务。当政府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这些权利实现时，或者政府的法规政策偏离了对这些权利的保护时，公民是否可以提起诉讼呢？显然，在我国目前这些问题是不具有可诉性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是不具有可诉性的。例如，2001年山东青岛三名女高中生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9]但最终，法院并没有受理该案。
当人们的基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的时候，就有可能诱发群体性社会事件，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近年来频发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飞行员返航事件、厦门PX项目群众集体散步事件、上海高铁群众集体散步事件等，无不是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遭遇侵害未能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的产物。
3．我国虽然参与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但国际条约在国内尚欠缺可行性
我国法学理论通常认为，国际条约的地位低于宪法，但优先于国内其他立法文件。但也有学者指出，就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而言，有四点不确定因素：一是条约是否是中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尚未确定；二是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尚未确定；三是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方式尚未确定；四是国内法院可否援引条约作为其判案依据不确定。[10]中国政府实际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贯彻实施采取谨慎态度，法院一般敬而远之。总的来看，短期内在中国适用公约欠缺可行性。
三、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护制度的构想
（一）进一步完善有关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律规定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对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出了许多规定，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要不断丰富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种类和内涵。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对我国具有强制效力，我国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状况把公约中有规定、但我国没有规定的权利在宪法和法律中加以固定下来，例如公约规定的公民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身体和心理健康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权等。同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把新型的权利纳入到法律保护的范围中来，如公民环境权等。
其次，要增加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程序规范，以程序正义促进实体正义，以规定具体程序促进权利的保障规范。比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关于工会权的规定，就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程序性。该条规定，“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权利只受有关工会的规章的限制”，“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不受除法律所规定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而在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权，《工会法》虽然有所规定，但对于公认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罢工权却没有加以规定。其结果是无法阻止工人罢工的，各地频繁发生、此起彼伏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就是实例。
（二）构建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
加强对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允许公民寻求司法救济是最为有效的途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缺乏司法救济手段，那么行政救济等其他手段就不可能非常有效；对有些权利而言，缺少了司法救济手段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因此主张缔约国应该积极发展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11]
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的做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救济的司法化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视社会权为公法权利的直接司法救济，用宪法明确规定社会权，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于侵犯社会权的行为可直接援用宪法条款进行裁决。二是通过适当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规范的间接司法救济。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法院根据其特有的宪法理论和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通过适用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与非歧视条款对社会权进行间接司法救济。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较为明显。三是视社会权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间接司法救济，一些国家宪法规定社会权，但不直接运用，而是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虽无直接司法效力，但可课加给国家以政治和道德义务，成为宪法灵魂。法院通过适用指导原则解释权利法案、立法和其他政府行为时，这些指导原则就有可能成为新的权力来源，从而间接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笔者认为，承认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国应当因势利导，尽早跨越现有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藩篱，允许公民在基本权利受侵犯时提起诉讼。
（三）根据我国国情构建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分类分层制度
承认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虽然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如果搞一刀切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合理的进路是，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合理的分类和分层，对于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和明晰的权利尽早允许司法救济，而对于其他的权利种类，则允许其在条件成熟后再赋予其可诉性特征。对此，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努力值得借鉴。
首先，为了应对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内涵模糊的指责，明确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具体含义，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最低核心义务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尽管公约只要求缔约国承担“最大限度利用其拥有的资源”“逐步充分实现”的义务，但是每项权利的一些最低层次的要求都必须立即予以满足，否则就会违背公约的立法精神；如果缔约国不能满足就必须证明其已经利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尽了最大的努力，否则就被视为违反公约的要求。例如，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意见，国家在受教育权保障方面的“最低核心义务”主要有五项：(1)确保人人根据不歧视的原则进入公共教育机构或项目；(2)确保教育符合国际法确定的教育目的；(3)为所有人提供义务性且免费的初等教育；(4）制定并实施包括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在内的国家教育规划；(5）确保不受国家或第三方干预的选择教育的自由。[12]
其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可诉性理论进行了可操作性的改进，明确了可诉性的公约条款和国家义务。一方面，该委员会明确指出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具有可诉性的条款。例如，它明确指出，第2条第二款、第3条、第7条第一款第1项、第8条、第10条第三款、第13条第二款第1项、第3项、第4项、第15条第三款可以具有直接的可诉性，缔约国负有立即实施的义务。[13]另一方面，该委员会还接受了学术界对国家义务层次的划分理论，认为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保护至少在国家负有的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两个层次上是具有可诉性的。[14]
再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任何经济和社会权利都具有发展可诉性的可能性。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没有哪项公约权利会被绝对地否认至少在某些方面具有可诉性。那种认为经济和社会权利因为涉及资源的分配而不适于法院审查的观点实际上是非常武断的，因为大量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虽然也涉及资源的分配，但是却仍然可以接受司法审查。[15]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2][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3]龚向和：《国际人权可诉性理论之缺失：中国人权司法保护之路》，载柳华文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4]Henry J. Steiner＆Philip Als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Context: Law, Politics, Morals,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6, p.296.
[5]Maurice Cranston, Human Rights, Real and Supposed, in D. D. Raphael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ghts of Man, Indiana UniversityPress, 1967, pp. 51-52.
建设银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全国联行往来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设银行


根据1998年1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关于公布失效和废止的规章制度及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将本文废止。


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国联行往来业务的管理，健全联行工作岗位的制约机制，确保联行划款安全，总行制定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全国联行往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随文印发各行执行，并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办法》是在《建设银行全国联行往来机构、行号、密押、凭证管理若干规定》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会计核算办法》有关联行往来管理内容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加强联行工作的要求而拟定的。《办法》综合了联行管理的各项规定，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二、联行往来在划款资金过程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各行必须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为此，《办法》规定了联行管理的任务和责任，提出“统一管理和分级负责”的原则，并要求各级联行要认真做好联行管理工作。
三、为了使业务量指标具有针对性，《办法》对开办全国联行往来业务量的规定由原来的会计凭证量改为联行业务量。联行业务量的确定原则是既有一定量的要求，又要适应工作需要。据此确定平均每日联行往来划款笔数10笔，即从1994年起新增全国联行机构的平均每日联行往
来划款笔数要达到10笔以上（含10笔）。
四、扩大全国联行范围。近年来经当地人民银行批准的一些行设立了分理处机构，有些承担了相当业务，需要开办全国联行。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从1994年起取消对分理处开办全国联行条件的限制。凡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的分理处，可申报全国联行。
五、为了严肃联行纪律，针对联行往来业务中出现的问题，便于妥善处理，《办法》增加了“联行纪律和责任”的内容，对联行查询顺序、对帐、错帐处理等主要责任作了原则规定。
各行在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总行财会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国联行往来业务的管理，确保联行资金安全，根据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联行往来管理的任务：遵守国家和本行有关法规，认真做好联行往来划款和机构、行号的管理及其印章、密押、凭证等的登记、使用、保管，加强安全保密，保证联行汇划资金渠道顺利畅通。
第三条 全国联行往来制度及印、押、证、行号由总行统一制定和核发。各联行要严格执行，不得自行修改或变更。
第四条 各管辖行负有对所辖各级联行直接管理的责任。各行要重视加强联行管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划款安全。

第二章 业务范围和内容
第五条 全国联行往来的业务范围
建设银行全国联行往来办理建设银行联行间代收、代付业务，除调拨资金、拆借资金以及按规定必须通过人民银行转汇外，系统内的结算业务和资金划拨均应通过联行往来划拨清算。
总行和各分行以及在联行机构名册中注明不对外办理结算业务的管辖行，只办理上、下级的资金往来划拨及主管部门与其他所属单位之间资金汇拨，不办理结算资金的转划业务。
同城有两个以上建设银行机构，且双方都参加同城票据交换的，相互间开户单位的结算资金，可通过票据交换清算。
第六条 全国联行往来划拨资金的内容
一、在两个建设银行机构开户的单位或个人之间结算业务的各项资金的划拨、结算；
二、向在异地联行所在地其他专业银行（指在同一城镇）开户的收付款单位划拨结算资金和其他资金（汇出行为单设机构地区即先直后横转划）；
三、其他专业银行开户的付款单位向异地建设银行开户的收款单位划拨结算资金和其他资金；
四、联行间往来资金的上缴和下拨；
五、联行间由于帐户移转经办行发生的帐户余额划转；
六、按规定可由联行扣收的款项。

第三章 全国联行机构
第七条 办理全国联行往来业务的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会计机构并有三名以上的会计人员（不包括出纳、储蓄人员），能够坚持做到联行印、押、证三人分管；
二、新设机构必须有人民银行批准的设立机构文件并已正式营业三个月，运转正常；
三、联行业务量平均每日达到10笔以上（包括通过上级行签开的跨省结算的银行汇票及一般汇款）。
第八条 申办全国联行的手续：由申请参加全国联行的行填制“申办全国联行往来机构报告表”（附式一）一式四份，由分管行长签章并盖行章，将三份报上级行。上级行接到申报表后，必须到申办行进行核实。符合条件的盖行公章，将两份报省分行审查签章后，一份随分行申报表转
报总行审批。
第九条 全国联行机构增设及变动
全国联行机构增加、撤销以及行号、行名、行址、电报挂号、邮政编码等需要变动，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以下简称分行）审查，分别汇编打印“增设全国联行机构申报表”（附式一），“全国联行机构变动表”（附式三），随文上报总行，经总行核准后，
以通报形式印发各分行，由分行翻印转发所属全国联行机构。
联行机构变动，由总行根据各分行上报的联行机构变动报告，经审定并汇编后每月通报一次。12月中旬起停止通报当年新增联行机构及变动内容。
第十条 全国联行机构的撤销
一、联行机构撤销时，拟撤销行应在一个月前将撤销的具体日期及撤销后联行业务接收行名称、行号地址、电报挂号、邮政编码上报管辖行，逐级报总行核准。待总行核准后，有关行方可办理撤销和接收手续。
各行申报撤销全国联行机构时，应在“联行机构变动表”内注明有关联行往、来帐的“并入或接收行”，以便有关联行办理联行业务的合并手续。
二、撤销行在向上级行申报撤销后至总行通报前，一般应停止签发联行划款报单，有专人负责清理帐务，直至全部联行往、来帐户核对处理完毕。但在此期间收到各地联行签发的联行划款报单，应照常处理，不得拒收。
自通报确定的撤销日起，全国各联行对撤销行不得再签发联行凭证。撤销行自撤销日起，收到有关联行在撤销日前填发的联行报单，应转接收行负责处理。
三、撤销行和接收行对联行的帐务处理，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会计核算手续》“十五、机构变更的帐务处理”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机构不撤销但撤销全国联行行号停办全国联行往来业务的，在接到总行撤销全国联行行号通报后，应立即停止向其他行签发联行划款报单。有关联行往来帐务双方应保留到年底，并按规定办理年终签证和清算。
第十二条 原办理结算资金转划业务的管辖行，因业务调整不再办理转划业务的，在接到总行通报后，应立即停止结算业务的联行划拨。有关联行帐务双方应保留到年底，并按规定办理年终签证和清算。

第四章 全国联行行号
第十三条 全国联行行号的组成与编排
全国联行行号由五位数码组成。全国联行行号由各分行在总行下达的控制号序列内编排，经总行通报后生效。
第十四条 全国联行行号的管理权限
总行：颁发各分行的区域控制行号范围；通报新启用行的全国联行行号和撤销、变更某行全国联行行号。
省分行：在总行颁发地区控制行号范围内，编排所属行的全国联行行号；办理全国联行行号的启用、撤销、变更申报；根据总行全国联行行号通报转发所属行。
第十五条 各分行对撤销行号，应严格掌握，慎重处理。不得在同一年度对同一行处的编排的行号，反复撤销、核发，已撤销行号的行处自撤销日起满一年方能重新申请办理全国联行业务。已撤销的行号，必须从撤销日起（以总行通报为准）满一年方能重新发给新设联行机构使用。

第五章 全国联行专用章
第十六条 全国联行专用章的颁发及启用
一、全国联行专用章由总行统一刻制，委托分行按规定核发所属联行机构使用（专用章与该行行号一致）。各分行如需增刻联行专用章，应向总行提出申请，由总行统一增刻。全国联行专用章的领入、颁发、使用、保管，应加强管理，建立登记保管制度。
二、新参加全国联行往来的行处，启用全国联行专用章的时间，必须与总行通报核准启用全国联行行号同步，不得提前启用。
第十七条 联行专用章的使用范围
一、签发联行往来邮寄划款报单；
二、信汇凭证第三联（特种转帐凭证）；
三、联行转划清单；
四、联行对帐签证单。
联行往来帐目的查询查复一律使用业务用公章。其他业务单证按规定加盖有关印章，不得盖联行专用章。
第十八条 联行专用章的保管和使用
一、联行专用章原则上应由会计负责人保管和使用。业务量大的行根据需要可由会计主管指定专人保管和使用。
联行专用章的保管和用印必须坚持一人，不得随意分人保管和用印。
二、加盖联行专用章时，必须使用红色印泥，签章清晰。联行专用章要严加保管，不得任意置放。各行应配置带锁的铁皮盒存放，临时离岗，铁皮盒要上锁。做到“人在岗章在位，人离岗章入盒上锁”。营业终了把锁好的印章盒放入保险柜保管。工作调动或暂离工作岗位时，必须办理
交接手续，并在“会计专用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的“交接记录”栏由交换人员和会计主管人员注明交换日期并签章。
三、撤销行号的行处的联行专用章，应即交回分行并办理移交手续。分行对收回的联行专用章应即登记封存保管，不得切角、损坏、销毁、严防丢失。俟恢复使用这一行号时，再将联行专用章发给新颁行号的行处继续使用。
四、联行专用章由于磨损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使用的，应交分行保管。由分行申报更换新的行号和发给新的联行专用章。
五、由于工作需要，总行通知启用新的联行专用印章后，停止使用的联行专用章一律逐级上交分行集中封存保管，并在停止使用后三个月内进行切角或熔化销毁，编制销毁明细清册上报总行备案。

第六章 全国联行密押
第十九条 联行密押的颁发
全国联行密押（含密押编制办法、特约数码，下同）由总行统一制定，委托分行按规定核发所属联行机构，全国联行密押只限于总行核准颁发全国联行行号的行处在办理联行业务时使用。
全国联行密押由总行决定启用或废止。
第二十条 编押范围：联行往来划收款报单（包括邮划或电划）；总行今后规定的其他需要编押的结算凭证。
签发联行往来划付款报单不编密押。
第二十一条 联行密押的保管和使用
一、联行密押按全国金融系统保密规定属于绝密级事项。各级行处必须按“绝密”级管理要求，严格管理。各级行领导必须加强安全保密措施，指定政治上可靠，工作责任心强的会计人员使用。
二、全国联行密押的保管及使用实行个人负责制。
1．基层行由经办联行人员自编、自核，发生丢失和泄密由其负全责。联行业务较多的行，可设专职编押人员并负责保管和使用。
编押人员因故未上班的由会计主管人员代为编核押。
2．管辖行保存的尚未使用的联行密押由会计主管保管。
3．联行划款中密押发生差错，应及时发出（最迟次日内）查询与查复，在查询中，不得涉及密押的组成以及密押编制方法等内容。
4．各级管辖行在发送联行密押时，可采取专人领取或机要寄发的方式。派专人领取的要双人领取（会计、保卫部门各一人），用牢固的封套密封并在封套封口处贴棉纸后加盖公章。通过机要部门寄发的，必须按寄发“绝密”件手续办理。
使用密押人员要按规定要求严密保管，密押用后，必须立即装入保险箱（柜）保管。
5．联行密押在总行通知停止使用后填列销毁清单，并逐级上交各分行集中粉碎销毁。销毁时财会、管押、保卫人员三人在场，共同负责销毁后，将销毁清单报总行备案。
6．经管密押人员调动工作或暂离工作时，要将经管的密押填制移交清单（一式三份，移交人或接管人各一份，归档一份），由接管人逐项点收，并将密押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交待清楚。移交工作由主管行长或会计主管监交。
移交人员要继续保密，不得对外泄露密押内容和编押方法。
7．各行密押要指定专人按规定的要求妥善保管和使用，不得扩大知密范围，不得抄录副本，不准在制度汇编、刊物和教材上登载。
8．签发邮寄和电报联行往来划收款报单时，必须认真按规定编列密押，保证准确无误。如发生填写错误，不得更改，应重新填制一份联行划款报单，错误报单按本办法第二十二条“十”规定办理。收受方必须认真核对，密押不符应及时查询（最迟次日内），在查复更正后才能转帐。


第七章 全国联行往来报单
第二十二条 联行往来报单的保管和使用
一、办理全国联行往来一律使用总行规定格式的联行往来报单，包括“联行往来划收款报单”和“联行往来划付款报单”、“电报划收款补充报单”和“联行往来转划款清单”。
1．“联行往来划收款报单”，是专用于向联行转划代收款的凭证。包括：划拨各种结算业务款项，上下级行间有关款项的清算等。使用时分邮划和电划两种方式。
2．“联行往来划付款报单”，是专用于向联行划转代付款的凭证。包括：划转拨款支出、贷款帐户余额、上下级行间有关款项的清算，解付汇票以及按规定可代扣的其他款项。使用时只限邮划方式，不得电划。
3．联行往来划收款采用电划时，要按照总行统一规定的电文格式填写（附式四），不得简化或变更，以免发生差错。
“电报划收款补充报单”，由收受行根据联行往来的划收款电报填制的联行划收款记帐凭证。
4．“联行往来转划款清单”，是办理“先直后横”转划款项，便于事后查考的凭据，转划款清单的金额和内容必须与联行往来报单及所附结算凭证相符。
二、全国联行往来报单格式由总行统一制订。手工填写的报单由各省分行负责印制、分发。采用电子计算机打印的，按“会计核算应用电子计算机管理规程”的规定打印。
三、使用电报方式发送联行往来报单，其电文必须按总行规定的格式、内容拍发、不得加入其他内容或变更格式。
四、使用电报方式发送联行往来报单或查询，其电报种类必须使用“Ｋ”类电报。
收受行收到有与总行规定的格式、内容和电报种类不符的不得入帐。
五、联行往来报单（含压感纸套印报单）属重要空白凭证，必须按“重要单证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指定专人严密保管，列表外科目“重要空白凭证”核算，建立健全领发保管制度，做到有帐有实、帐实相符。
六、严格联行报单的入库手续，印制的空白联行报单要办理入库手续，根据委托印制任务单验收，验收时应清点数量、起迄号码和检验质量。验收合格的，填制“重要单证入库单”，并按规定登记“重要单证登记簿”。
七、全国联行往来报单的分发、领用。分发空白联行往来报单时，由分发行填制调拨单交领用行，领用行据以填制“重要单证领用单”一式二联，持向分发行办理领取手续。分发行经与调拨单核实，在“重要单证领用单”上盖章后，一联为出库记帐凭证，一联交领用行据以填制“重要
单证入库单”，登记“重要单证登记簿”，领用单作为入库单凭证的附件。
八、联行专柜（组）领用空白联行报单时，应根据业务量多少和专柜（组）保管条件等有计划地领用，不宜领存过多。领用时，填制“重要单证领用单”一式二联，经签章后交管库员。管库员审查无误后，配发空白联行往来报单，经领用人清点后，在一联领用单上签字，作为出库记帐
凭证，一联退领用人保管。对于本柜（组）内部，每个经办人所领用的空白联行报单亦要做到手续清楚，责任分明。
九、每日营业终了，应根据联行往来报单存根联分别统计已使用凭证的份数，登记“重要单证登记簿”并结合数量和余额，与实存联行往来报单核对相符，然后将结存报单装箱加锁入库（柜）保管，不必办理退库手续。
十、遇有填错作废的联行往来报单（包括微机打印的联行报单）应加盖“作废”戳记，按报单号码及时登记“作废重要单证登记簿”，并将作废的联行往来报单装订在当日联行凭证的后面，便于管理和查阅。
十一、不得用联行往来报单作为教学和练习之用。
十二、严禁在联行往来报单上预先盖好联行专用章。
十三、电子计算机打印的联行报单除按上述要求外，应由专职会计人员每天坚持登记当日打印联行报单起止号码并专夹保管，其规格、栏目内容还必须符合统一规定的格式要求，并冠以省别和报单流水号。密押不得输入电子计算机编制（总行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二十三条 联行往来报单的填制和签发
一、分清划款种类，分别填制划款凭证
1．联行间划收款或划付款，要分别填制“联行往来划收款报单”和“联行往来划付款报单”，不得按收、付款项轧差后的差额划款。
2．划款要严格区分系统内划款及异地跨系统的“先直后横”转划款。
凡收付款单位在建设银行开户的代收非大额汇款（按人民银行规定，下同）和代付款项，应直接向收付款单位开户的建设银行签发“联行往来划收款报单”或“联行往来划付款报单”划款。
汇出行所在地是单设机构的采取“先直后横”转划时，汇出行向收款单位所在地的建设银行签发“联行往来划收款报单”转划，邮划必须附有联行往来转划款清单。
3．划往同一收受行同时有系统内的划款及系统外转划款的，必须分别填制“联行往来划收款报单”或“联行往来划付款报单”划款，不得混在一份报单划款，以免造成查考的困难。
4．电报划款应一笔一划，即按每笔结算凭证填制划款报单拍发电报，严禁并笔拍发电报。
5．年度内往帐行签发第一笔私人汇款联行往来报单，不得采用电划方式。
二、联行往来报单金额字迹必须清晰、准确，并与附件核对相符。
三、填制联行往来报单及电报必须做到：报单种类使用正确；项目填写完整；单位名称及款项内容清楚；金额、余额、密押准确；印章字迹清晰，附件齐全。邮划报单的“收受行”及“签发行”栏必须填写行名全称和行号，联行往来报单必须经过复核。
四、电报划款电文中的日期、报单号码、帐号、次数、金额、余额、密押、行号等均用阿拉伯数码填写并加括号，金额及余额数码分两组拍发，即元以上为一组，角分位为一组。例如：43221．05元填写为（43221）（05），不必写金额单位，对只有元而无角分的，也应
加角分位，如43221．00元，填写为（43221）（00）。
五、联行往来报单的编号方法，应分年度按每个收受行编列顺序号，即在年度中签发行签发联行往来报单时，应按签给同一收受行联行往来报单的先后顺序（不分划收或划付），在联行往来报单上编列顺序号，不得跳号。
六、联行往来报单“我行往帐户借贷方余额”栏，由签发行根据本行“往帐户”的余额（包括本笔帐目在内）填列，借方余额的将“贷”字划去，贷方余额的将“借”字划去。
七、联行往来报单必须使用银行专用挂号信封，进行登记后寄发。收件人地址必须详细写明省、市、县、区、街名称、邮政编码及门牌号，收件人名称应写收受行全称并加会计处（科）字样，不得简称缩写，挂号信封封面上注明联行往来报单的份数。
收到的挂号信件，必须清点份数签收，拆封时必须核对编号。每天将空信封进行复查，并要保存半年后处理，以便清查。
八、拍发联行电报，必须按规定的电文格式填写划款“Ｋ”类电报，登记后专人送邮局按规定手续拍发。
九、收到联行往来报单应在当日处理，业务量较大的集中转划行最迟在收到的次日处理完毕。如联行往来报单有问题不能转帐，也应在此期限内向有关行查询。
对有问题的联行往来报单，收受行不得将原联行往来报单退回，应以帐务联系书或总行规定的电报格式向对方查询，接到查复后，区别情况处理（处理手续详见《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会计核算手续》）。

第八章 纪律与责任
第二十四条 会计年度内签发的联行往来报单，均为当年联行往来报单记当年联行帐。年度过后不再签发上年度的联行往来报单。
第二十五条 各级行处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逐笔复核联行往来报单各要素及电报类别，未经复核的联行往来报单严禁寄发和解付。如果因联行划款发生差错而影响单位用款或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发生差错的一方负责；凡是属签发联行往来报单的错误或对查询不及时答复，由签发行负
责，收受行发现联行往来报单有误不及时查询负有连带责任；凡是签发的联行往来报单无误，而属收受行处理的错误由收受行负责。
第二十六条 对帐过程中一时难于查清的帐目，由往帐行向来帐行抄寄（或复印）副本帐页，来帐行收到副本帐页后，逐笔勾对，查明不符帐项后，及时通知对方行错帐原因，共同协商调整帐项：
一、已查清余额不符确属联行往来报单未达的，由收受行出具公函，证明确未收到，签发行收到公函后，向邮电局查询的同时给收受行补寄联行往来报单，补寄的联行往来报单一律采取邮寄方式，并在摘要栏内说明“补寄×年×月×日×号”联行往来报单，如补寄联行往来报单已记帐
，又收到原联行往来报单，应将原联行往来报单作附件附其后。
二、属重划款项，如已转划到其他专业银行或单位已经支用，收受行要主动追回，一时追不回的，将重划联行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先对清联行帐务，待追回款项时再予冲销。
第二十七条 联行印章、密押、联行往来报单必须三人分管，并建立交接登记制度。各级行处领导要定期对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印、押、空白联行往来报单发生泄密、丢失、被盗或不法分子作案，各行处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查处，除组织人员立即查找和采取防范措施外，还应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实施〈保密法〉、〈保密法实施办法〉的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的有关规定在三日内逐级上报总行。
对责任性事故，各行要根据《细则》的有关规定，按管理权限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凡因不认真执行“全国联行往来管理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而造成重大资金损失的，要由责任行、处负责并追究有关领导及当事人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开办全国联行的各级行处必须按总行与邮电部电信总局联合通知规定的要求，到当地邮电局办理电报挂号手续，交纳费用。由于未办电报挂号手续和按期交费，影响电报投递而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责任行赔偿。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全国联行往来会计年度为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三十一条 开办省辖联行往来的各省、自治区分行，对省辖联行往来的管理比照“全国联行往来管理办法”制订具体规定，帐务处理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会计核算手续》办理。
第三十二条 总行确定使用“电子密押器”编核押后，有关密押器的保管和使用总行另行规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式略。



1993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