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法律的人支持判决许霆无罪？

龙城飞将


　　2008年3月初，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明楷教授在山东大学法学院作了一场《关于许霆案的思考》报告，有网友将教授的讲话整理发表在网络上。学习了教授的文章后，我对教授的观点产生一些疑问，写了《关于张明楷教授的分析》。有新浪网友留言道：

　　[匿名] 新浪网友2008-03-07 15:05:35 留言：有的地方一派胡言。

　　[匿名] 新浪网友 2008-03-10 12:22:58 关于张教授对许霆案的分析还是有理有据的，只是整理编辑者水平的原因，加之有些内容没跟上，疏漏了许多论据观点，对没有完整的记录张教授观点的文章加以如此详细的评论，很钦佩。但您没有完整的听过张教授的讲座，所以您并不了解完整的张教授观点，所以您好多观点只是以偏概全了。

　　龙城飞将 2008-03-10 12:31:34 回复：可否找到张明楷教授的全文，我好对照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思。

　　[匿名] 新浪网友 2008-03-11 16:20:55 飞将军,您的观点实在没有说服力,我并不崇拜张教授,相反他的在其他问题上的有些观点我也不认同,但是您反驳张教授的理由确实站不住脚.要不是工作太忙,我真想和你讨论讨论.我想,支持你的网友应该大多是非法律界人士。

　　龙城飞将2008-03-11 18:52:08 回复：不懂法律的支持判决许霆无罪。

　　下面的文字是我有感而发，对网友留言的回复。欢迎网友继续留言，批评指正。

正文：

　　我有一个观点，当一个人把法律给不懂法的讲懂了，这个人就是法律学到家了。大道至简。换成现代语言说，就是，任何法律都不应脱离法理。而法理，并不是神秘的，远离劳苦大众的。相反，许多法理应该来自生产与生活，只不过是法律的角度细化了一些，带了一些技术性的因素。

　　这些技术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因法律所面临的事物的复杂，而广大劳苦大众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所面临的现象和事情不会很复杂。另一方面，是法律共同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法律神秘化了。法最早是在统治者手中，秘不示人。而且，广大劳苦大众没文化，也没有机会接触具体的国家的制定法。

　　尽管如此，在西方这种有深厚民主的土壤上，法也在民主的土壤中孕育成长。比如，受同侪审理，维兰，即最下层的农民也有由同侪审理的权利。这样，他们有同等级中民主的因素，共同的价值观，因而有共同的法理，也就能产生共同的法律观念。

　　被我们批评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对此类现象并不避讳。布莱克有两本书非常经典，其一是，《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其二是《法律的运作行为》。这两本书明确地提示了这样的现状：即使在讲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西方国家，法在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在等级和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向下的法，即向许霆这类小人物的法，往往是严刑峻法。向上的法，例如向高官的法，往往处罚是很轻的，有时甚至是象征性的。

　　所以，中国的法的状况，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状况。其一、文字规定的法。一般情况下，也是老百姓所理解的法。其二、司法实践中的法。许霆案件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无论如何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司法部门就是不肯作无罪判决，尽管在定罪上存在重重困难。当然，这个时候，定罪判决，他们也一定认为自己是依据法律进行的。

　　其三，中国实际的法的状况。这就是布莱克所提示的上行的法轻，下行的法重。试想，审判窃国大盗，总是找出其可以轻判的理由，不管这些理由在老百姓看来是不是理由。对许霆这样的小人物，却是千方百计一定要找到定罪的理由。找不到的时候，许多判决书就会打马虎眼，无视辩护人辩护的理由。我经历过有的判决书根本不把你这一方的理由写上去，所以他也不用分析你提出的理由。若觉得屈，你就上诉吧。

　　上诉能解决多少问题？波斯纳分析过，当事人不常与法官打交道，因为很少有人是一辈子官司缠身，而法官的职业注定了他一辈子与诉讼打交道，所以，他更常见到低一级或高一级法院的法官。一般情况下，他会给下级法院法官更多的面子。当然，做得“妙”的法官会稍动一下原有的判决，也给上诉方一个交待。

　　想给许霆定罪的人，不同意定罪的人，大家都关注许霆的判决结果。但是，与许多“法律人”不同的是，我学法律与法学，完全是自己的爱好与喜欢，如马克思所言，是我的需要。我学法不是为了生存，相反，我自己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生存在先了，然后为了实现法上的正义（郑成良语）以及社会的正义而学习法。我不像有些人，是以法为谋生手段。所以，在许霆案件的争议中，以法为谋生手段的人，和不以法为谋生手段的人，表现出来的状况是极不相同的。

　　所以，我很坦然地看许霆案件。

　　我们大家看到一种现象：无论吴义春律师辩护得对与不对，不应该对人家嫉妒。看到吴律师借此机会扬名了，办公条件改善了，有人妒火中烧，对吴律师予以责骂。这体现出，这些人，虽然学了法律，但只学了一个壳，学了一点皮毛，没学到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特意写了《论法的精神》一书。一个民族，没有法的精神是不行的。法律人如果纯粹是一个“经济人”，此时就不是“经济人”，而是“机会主义者”了。

　　斯密的“经济人”，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自私自利的人，而是互利的人，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斯密同时还有道德人。斯密还写了《道德情操论》。他的“经济人”与“道德”人是结合的，不能分离。

　　而机会主义者，就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人，时时损害别人的利益。波斯纳也批评了某些司法领域的人的机会主义倾向。

　　所以，我很感谢你，你说支持我的网友大多是非法律界人士。这就对了。不懂法律的人认为我讲的对，是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我在讲法律，讲事实。懂法律的人驳不倒我，只说我们不懂法律。实际上，他们想让我们接受司法实践领域里的“老警察”即潜规则盛行这个现实，而我们不懂法的老百姓，怀着一颗纯朴的心，只知道“新警察”即显规则，即国家公布的，写在文字上的法。强迫“新警察”成了“老警察”，实质上强奸民意。

　　在中国司法的现实中，我们知道，“老警察”是时时存在的，“新警察”却是寸步难行。这就是有人提醒的，“中国的司法实践”。

　　什么是中国的司法实践？第一，可能是公开审判实质上并不公开。王红杰律师的文章：《刑事案件法庭审理不过是公开秀，掩盖不了秘密审判的事实！》提示了其中的秘密。公开审判，是国家大法规定的，但被层层内部规定淹没掉了，什么法庭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录音，不准录像，人数限制，事先审批等。第二，审判不遵从法律。许霆案件表明，事实清楚，找不到罪名的时候应当作无罪判决，然而有关机关总是不肯放开这个弱小人物。第三，不考虑辩护方的理由。在许霆重审时，辩护人提出了根据现行法律许霆无罪的理由，公诉人反驳时充满逻辑矛盾，并没有说到点了上，想给许霆定罪的就在网上大力宣传说，辩护人被驳倒了，还有教授写文章称《许霆案的律师辩护存在方向性错误》，对此，我写了《许霆案的律师辩护不存在方向性错误》进行分析。
罪犯婚姻权解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摘要：罪犯的婚姻权是我国刑事法律未明文剥夺的一项权利，但这项权利与罪犯的人身密切联系，人身不自由时，权利的行使便很困难。因此，在民政部将罪犯婚姻还权于囚时，如何运作便是一个值得慎重的问题。
关键词：婚姻权、天赋性、条件性、非派生性、非对等性
在刑罚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应有权利还给罪犯，让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剥夺的应有权利，这本是理所应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对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明示许可。以此解读罪犯婚姻权，笔者认为，《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封，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他有结婚或离婚的权利与自由，他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与自由。在这一层意义上，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罪犯自身状况的复杂性表明对罪犯的婚姻权进行任何强制剥夺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历来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文件未婚罪犯的结婚予以禁止性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仔细研读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其实这一规定并没有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根据权力归位理论，公安部本身也无权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只是对未婚罪犯的结婚登记从权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对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强制、胁迫的权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权的既成事实更是无法改变。当然得承认，1982年公安部的这一规定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对罪犯婚姻权的剥夺，尤其是对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记结婚，婚姻的过程就无从开始，就谈不上婚姻权的行使。纵然如此，《意见》的出台也足以让人们相信罪犯在婚姻权问题上，是当然的有权主体，罪犯有权行使婚姻权。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解读罪犯婚姻权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导并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认同。
二、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有条件性
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三、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属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交往的权利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公理都当然适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剥夺的公民权利，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其他许多权利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来不及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了有限的婚姻权外，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婚姻中的义务，多数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防备、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的重要间接危险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只有当监狱履行不作为或作为的义务时，罪犯权利才能得到实现。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罪犯进行结婚登记，但这不是监狱的应然行为。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政部的《意见》赋予罪犯的婚姻登记的权利不能对抗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力，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具有优位性。
胡配军，男，1966年出生，江苏大丰人，汉族，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中国近代史专业。现为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高级讲师，曾参编著作多本，在各级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20多篇，多次荣获学术研讨活动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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