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变造国家货币的行为应如何定罪问题的电话答复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陕高法研（1985）19号请示收悉。对于变造国家货币构成犯罪的行为，我们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82）银函字第217号函的意见。根据变造国家货币的数额、情节，构成犯罪的，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伪造国家货币罪处理。
此复

附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变造国家货币应如何处理的请示报告

陕高法研〔1985〕19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有的地方人民法院就变造国家货币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请示我院。经我们研究认为，我国刑法只规定“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构成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而对变造国家货币的行为没有规定要给予治罪。故对变造国家货币的行为是否给予治罪，缺乏法律依据。另我们查得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82年8月21日向银行系统下达的“关于变造国家货币按伪造国家货币治罪的函”中称，对变造国家货币的案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总行曾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反映，现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同意，明确如下：对变造国家货币构成刑事犯罪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伪造国家货币罪处理。”但未见最高人民法院转发总行的上述函件。因此，应否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这一函件精神，我们也拿不定。故请对变造国家货币案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给予批示。
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变造国家货币按伪造国家货币治罪的函》抄件一份。
1985年7月22日

附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变造国家货币按伪造国家货币治罪的函

（82）银函字第217号

近来，各地银行来函来电反映，在国家《刑法》中，只有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而对变造人民币如何治罪却不太明确。各地政法部门在审理变造人民币案件中遇到了困难，要求银行予以明确。为此，总行曾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反映，现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同意，明确如下：对变造国家货币构成刑事犯罪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伪造国家货币罪处理。
现通知各行，今后遇到问题及处理变造人民币案件的法律根据时即可按此答复。
1982年8月21日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

奚玮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公正是与当事人的地位平等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平等就不可能体现公正。基于民事诉讼的本质所决定，民事诉讼立法应当在程序构造设计上为双方实施诉讼行为提供充分、平等的诉求和抗辩机会，以此保障双方在诉讼中的均衡对抗。只有法官在审判上恪守中立，对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且不存在任何偏爱与歧视，才能确保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获得实效。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述原则，理论上将其概括为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其涵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诉讼地位的平等并不是说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相等或相同，而是指无论当事人一方社会地位如何，都应当平等地享有《民事诉讼法》所给予的诉讼权利，承担《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义务。《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与被告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因其诉与被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会给双方在诉讼中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2、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攻击和防御是平等的。一方面，双方都有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资料的权利。例如，双方都有陈述案件事实的权利。另一方面，一方实施诉讼攻击时，另一方则有进行防御的权利。例如，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另一方有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的权利。一方提出证据证明时，另一方有提出反证的权利。不能只给予一方提出主张、陈述的机会，而不给予另一方反驳、陈述的机会。[1]无论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都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均等地获得攻防的手段。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层面上，而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于2001年12月6日通过，自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落实，增加了基本原则在诉讼中的可操作性，在诉讼程序上给予了当事人平等的机会，体现了诉讼平等的司法理念，有利于当事人对程序的参与，从而增加了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当事人在此种机制中享有了与对方平等的机会，增加了对取得裁判结果过程的信任度，也促进了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和对案件的处理的客观评价。
一、规定了被告的书面答辩义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在受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¼¼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第1款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法律后果，从而使该时限的规定形同虚设。同时诉讼理论之通说也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他可以答辩也可不予答辩，既可在准备阶段答辩，也可在诉讼的其他阶段答辩。”[2]
正是由于现行立法对被告提出答辩状的行为缺少应有的刚性约束，加之诉讼理论对此问题的漠视，从而直接导致审判实践中出现诸多弊端。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来看，被告一般都不按期向受诉法院提交答辩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相当数量的被告，基于诉讼技巧和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愿让原告了解自己对起诉主张和证据的态度，从而对自己的反驳和主张作进一步论辩，以便给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为其收集对抗证据制造难题。同时，“由于被告不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答辩状不仅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或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诉讼的拖延在客观上反而对被告有利，而对权利主张者不利，因此更促使被告不在答辩状提出期间内提出答辩状。” [3]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无谓增加庭审负担，影响庭审效率，引发诉讼迟延，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使原告一方因此丧失了作为诉讼当事人原本均应享有的对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了解权，不当削弱了原告的攻击力量，从而使其处于与被告相比显然并非公平的诉讼境地，直接有违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平等之基本原则。为了平衡当事人在举证上的诉讼机会，在被告已经了解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时，必须给予原告同样的机会和权利了解被告的抗辩，否则就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诉讼机会上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原被告双方的平等对抗与参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3条确立了被告强制答辩制度：“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被告不仅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进行答辩，还必须提出书面答辩。显然，该条将被告的答辩定性为诉讼义务，不再允许被告选择提交答辩状还是不提交答辩状。这就在立法上强化了对被告限期提交答辩状的约束力度，使原告一方能够及时地了解被告的抗辩要点并据此进一步做好相应的出庭准备，使得原被告双方拥有平等的“攻击武器”。
二、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作了限制性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可见，我国立法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期限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规定，从审判实践看，原告通常是在被告应诉后甚至是在开庭审理中的法庭调查阶段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的，而人民法院则往往是不征求被告的意见就同意原告的申请，将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记入审判笔录后继续开庭。这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其向对方提出的实体上的主张，其存在的基础是一系列能够被相关证据证明的事实。诉讼请求的固定是争点固定和证据固定的前提，诉讼请求不固定，争点和证据无法固定，法庭审理势必受到影响，限时举证的目的也无从实现。如果当事人增加、变更其诉讼请求，则必然带来其依赖的事实以及相关证据的变化，从而引发举证期限的变动。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保持诉讼的顺利推进，有必要将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限制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相反，如果对此不加任何限制，其结果，不仅是给被告的应诉活动与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许多不便，造成诉讼迟延，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被告的诉讼权利乃至实体权利。因此，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应当有一定的限制，而不能任其随意变更。为此，《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该规定同时考虑到有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会不一致，如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主张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同无效，应当返还财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对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基础上，变更诉讼请求。
三、明确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该条实际上是对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举证上的作用分担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谓“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仅仅凭籍“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这一具有无限弹性、语义极为含糊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之理由便可以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必将使得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因案件承办法官的不同而大不相同。[4]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即“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诉讼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与当事人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才能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该规定也明确了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的范围只限于三种情况：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并且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必须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不能主动依职权进行调查，法院调取的证据归属于申请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证据材料体系当中。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操作性问题，有利于保持法官的中立地位，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和维护当事人诉讼机会、地位的平等，可以使当事人明了对证据的调查收集方式，并对其所要收集的证据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而充分的衡量后，将其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以弥补其举证能力的不足，从而实现当事人在举证能力和手段上的平等以及举证机会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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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2] 常怡：《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3] 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4] 毕玉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释解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法律系讲师、诉讼法学硕士）
原载《律师世界》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