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内容疏而不漏的质疑

2000年10月11日 13:23 王立民


[内容提要]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是疏而不漏。笔者则认为唐律的内容不是疏而不漏，而是密而不漏，传统的观点值得商榷。唐律用多种途径加密了自己的法网，主要是：违反了唐令、格、式的行为，要依唐律受到处罚；触犯了唐代礼、理而律条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也要按唐律受到惩罚；用比附的手段，使一些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同样受到唐律的制裁等等。唐律内容密而不漏的实际情况与唐律本身的思想、唐朝统治阶段成员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旧唐书·刑法志》所记载的贞观律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凡削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不意味着就使唐律的内容由密变疏。

[作者简介]王立民，1950年生，博士，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已出版独著《唐律新探》和《古代东方法研究》，发表论文多篇，主要从事法律史与法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有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律的内容是疏而不漏。即是说，唐律只有五百条（或五百零二条），内容不多，但法网却无疏漏，各种犯罪都无法逃脱它的制裁。笔者则认为，唐律的内容不是疏而不漏，而是密而不漏，传统的观点值得商榷。

一

唐律不仅要制裁违犯唐律的行为，而且还要制裁违反唐令、格、式等其它形式的行为，其范围大大超过了唐律本身五百条的范围。

《新唐书·刑法志》曾对唐律的这类制裁范围作过较为精辟的阐述。它说：“唐之刑书有四：律、令、格、式……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事实也是如此。现有资料可以证明，违反了唐令、格、式并受到唐律处罚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违反了唐令、格、式并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另一大类是违反了唐令、格、式而不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这两大类行为在数量上都很多。

这里先举例说明违反了唐令、格、式并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当然，唐律明文规定了对这类行为的定罪和量刑。

违反唐令并可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唐令规定：“诸应收授之田，每年（收授）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十二月内毕。”①唐律中有直接条款惩处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唐律疏议·户婚》“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

违反唐格并可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唐格规定：“诸司有大事及军机，须仗下面奏者听余常务，须奏者，并宜进状”。②违反了唐格的这一规定也可在唐律中找到相应的条款，并制裁这类应奏不奏、应言上而不言上等的行为。《唐律疏议·职制》“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应言上而不言上，不应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应行下而不行下及不应行下而行下者，各杖六十。”

违反唐式并可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唐式规定：“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溉灌之处，皆安斗门，并须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使牢固。”③违了唐式的这一规定以致失修的，也可在唐律中找到相应的直接条款，并根据不同情况惩罚这种行为。《唐律疏议·杂律》“失时不修?防”条规定：“诸不修?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半杀伤三等。”

在这里要提及的是，有少数唐格本身有制裁部分的内容，这些唐格便是例外，不需经唐律便可定罪量刑。唐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发布的散颁刑部格中就有这样的唐格条款。如“流外行署、州县杂任，于监主犯赃一匹以上，先决杖六十；满五匹以上，先决一百，并配入军。”“盗及煞官?马一匹以上者，先决杖一百，配流岭南，不得官当、赎。”④都是这样。其他的大多数唐格的条款和唐令、式的条款都无制裁部分的内容，其制裁部分的内容就在唐律的规定中，这亦成为违反唐令、格、式必须依照唐律来处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违反了唐令、式而不能在唐律中直接找到相应条款的行为更多，但这类行为同样要受到处罚。对此，唐律有专门的规定。《唐律疏议·杂律》“违令”条规定：“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此条“疏议”还特别对此条中的“违令”作了如下的解释：“谓令有禁制而律无罪名者。”违式也是如此。也就是说，除了能在唐律中找到相应的违反唐令、格、式的条款外，其他违反唐令、式的行为全都以“笞五十”或“减一等”即笞四十，被追究刑事责任。此条“疏议”还举例作了说明：“‘行路，贱避贵，去避来’之类，此是‘令有禁制，律无罪名’，违者，得笞五十。”“‘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下服朱’之类，违式文而著服色者，笞四十，是名‘别式减一等’。”不仅如此，唐律中也另有一些以违反唐令，式名又处罚的行为。《唐律疏议·擅兴》“私有禁兵器”条“疏议”说：“依军防令：‘拦得甲仗，皆即输官。’不送输者，从‘违令’，笞五十。”《唐律疏议·擅兴》“乏军兴”条“疏议”又说：“其折冲府校阅，在式有文，不到者，各准‘违式’之罪。”即要被笞四十。

可见，违反了唐令、格、式的任何行为都要分别情况，按照唐律的规定受到制裁，无一可以例外。这就是说，唐律不仅要追究违反唐律者的法律责任，同时还要追究违犯唐令、格、式者的法律责任。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唐代令、格、式的内容要比唐律的内容多得多。唐律只有十二篇（章），五百条。《唐六典·刑部》载：“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计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而大凡五百条焉。”可是，唐令、格、式的总和要大大超过十二篇、五百条。

唐令有二十七篇，一千五百四十六条。《唐六典·刑部》说：“凡令二十有七。一曰官品，二曰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三曰寺、监职员，四曰卫府职员，五曰东宫、王府职员，六曰州、县、镇、戍、狱、渎、关、律职员，七曰内，外命妇职员，八曰祠，九曰户，十曰选举，十一曰考课，十二曰宫卫，十三曰军防，十四曰衣服，十五曰仪制，十六曰卤簿，十七曰公式，十八曰田，十九曰赋役，二十曰仓库，二十一曰厩牧，二十二曰关节，二十三曰送疾，二十四曰狱官，二十五曰营缮，二十六曰丧葬，二十七曰杂令。大凡一千五百四十有六条焉。”⑤

唐格也有二十四篇，其卷数则各朝不尽相同。《唐六典·刑部》载：“《贞观格》十八卷，房玄龄等删定。《永徽留司格》十八卷，《散颁格》七卷，长孙无忌等删定。永徽中又令源直心等删定，唯改易官号、曹局之名，不易篇第。《永徽留司格后本》，刘仁轨等删定。《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颁格》二卷，裴居道删定。《太极格》十卷，岑羲等删定。《开元前格》十卷，姚崇等删定。皆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为篇名。”

唐式则有三十三篇，其卷数也因朝而定，多者二十卷，少则十四卷。《唐六典·刑部》言：“凡式三十有三篇。”“《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龙、开元式并二十卷，其删定与定格、令人同也。”

唐令、格、式的总计篇目数、卷数和条数都要大大超过唐律，数量很多。违反了它们又都要依唐律来定罪科刑，唐律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违反唐令、格、式的行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唐律的法网不是疏而是密。

二

唐律不仅要制裁违犯唐律、令、格、式的行为，而且还要制裁那些只是违反礼、理而不违律的行为，其范围又大大超出了唐律的范畴。

关于制裁违礼不违律的行为。唐代亦有其礼，而且也汇编成册，数量还不少。现存的《大唐开元礼》⑥共有一百五十卷，其基本结构与《仪礼》相似，分为序例和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等部分。其中，序例三卷，吉礼七十五卷，宾礼两卷，军礼十卷，嘉礼四十卷，凶礼二十卷。唐代的礼虽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已不属法律规范，一般违礼不违律的行为不应在唐律的打击之列。然而，礼毕竟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儒家思想又是唐代国家的指导思想。为了维护礼的尊严，唐律还是破例惩治了一些只违礼不违律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十岁以下儿童殴打父母的违礼行为。也就是说，十岁以下儿童殴打父母的行为只违礼不违律，但仍在唐律的制裁之列。《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明确规定，十岁以下儿童犯有偷窃和伤人的，可用赎的方法进行处理，即“盗及伤人者，亦收赎”。根据这一规定，这类儿童如果“殴已父母不伤”的，不在唐律的制裁范围之中。可是，唐律却没有放过这种行为，还是把它列在打击之列，此条“疏议”对此专门作了如下的解释：“其殴父母，虽小及疾可矜，敢殴者乃为‘恶逆’。”“于律虽得勿论，准礼仍为不孝。”此条“疏议”讲得很清楚，这类儿童被罚的原因不是违律而是违礼，因为殴打父母是一种违礼的“恶逆”行为。至于对这种的处罚，考虑到社会影响，用了“上请”，由皇帝最后定夺。

第二种情况是在期亲的丧期内自己作乐或派人作乐的违礼行为。就是说，在期亲的丧期内自己作乐或派人作乐也是一种违礼不违律的行为，而且同样也在唐律的制裁范围之中。《唐律疏议·职制》“匿父母及夫等丧”条对子女、妻子知道自己的父母、丈夫死后不举哀的行为及其处罚方式都作了明文规定：“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但是，却没有对“居期丧作乐及遣人作”的行为作出规定。然而，唐律还是要制裁这一行为，此条“疏议”还专门依礼作了解释，说：“礼云：‘大功将至，辟琴瑟。’郑注云：‘亦所以助哀。’又云：‘小功至，不绝乐。’丧服云：‘古者有死于宫中者，即三月为之不举乐。’况乎身服期功，心忘宁戚，或遣人作乐，或自奏管弦，既玷大猷，须加惩诫，律虽无文，不合无罪”。接着，便对具体的量刑幅度作了规定。“期丧从重，杖八十；大功以下从轻，笞四十。缌麻、卑幼，不可重于‘释服’之罪。”可见，“居期丧作乐及遣人作”的违礼不违律行为还是受到了惩罚，只是用刑稍轻一些而已。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自１９８６年以来，全国已经实施了三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广大公民的法制观念明显增强，社会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工作逐步开展，在保障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促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适应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有必要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５年在全体公民中继续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宣传学习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理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宪法、法律，扎实推进依法治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和全社会的依法管理水平，努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顺利健康地发展。为此，特作如下决议：

一、继续深入宣传学习宪法，强化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努力开展与广大公民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遵纪守法和依法自我保护的意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宣传保障和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宣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公民需要熟悉的法律法规，宣传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法律法规，增强广大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

二、全体公民都应当接受法制教育。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增强法制观念特别是宪法观念，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深入学习、熟练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公正司法、依法行政，自觉维护法制的统一与权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青少年应当从小接受法制教育，在九年义务教育期间掌握公民应当懂得的基本法律常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应当努力学习与本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增强依法经营管理的自觉性。

三、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实施第四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要积极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把学法和用法，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地方依法治理工作，逐步实现各项事务管理的法制化；积极开展各部门、各行业的依法治理工作，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平；积极开展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各种形式的专项依法治理活动，促进各项事业顺利健康地发展。

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形势，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法制舆论氛围。要充分发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做到每家每户。

五、在全体公民中进一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去完成。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各类学校，都要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参与，齐抓共管，明确责任，健全制度，注重实效。

六、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要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和依法治理工作的监督，听取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视察活动、调查研究和执法检查，督促本决议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