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的决议

（2013年10月31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合肥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由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合肥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1997年9月26日合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7年11月2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2009年10月31日合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　2009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2013年8月30日合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2013年10月31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绿化建设、保护和管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和绿化水平。
第四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的城市绿化管理工作，负责对县（市）区绿化工作指导、监督和考核；县（市）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自区域内的绿化管理工作。
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做好城市绿化工作。
城乡规划、国土资源、城乡建设、财政、房产、交通、水利、环保、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做好绿化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推动全民义务植树等城市绿化活动。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公民都应当积极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和履行其他绿化义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建、认养等形式，参与绿化的建设和养护。投资、捐资、认建、认养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享有绿地、树木一定期限的冠名权。
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城市绿化服务工作，引导市民参与城市绿化保护活动。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绿化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绿化和绿化设施的义务，对破坏、损害绿化和绿化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投诉和举报。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丰富绿化形式，保护植物多样性，优化植物配置，推广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技含量和艺术水平。加强对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山坡林地、河湖水系、湿地等自然生态区域的保护，构建城市绿化生态系统。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本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确定城市绿化目标和布局，规定城市各类绿地的控制原则，按照规定标准确定绿化用地面积，分层次合理布局各类绿地。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和实施本辖区内绿地系统建设方案。
第九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不得擅自变更，需要变更的，由市人民政府提出，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按照法定程序审批。
第十条 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划定城市绿地控制线，并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城市绿地控制线不得随意调整。因城市建设需要调整城市绿地控制线、减少规划绿地的，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绿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落实新的绿化用地，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组织编制年度分期建设计划，在年度预算中安排城市绿化专项资金，保证城市绿化建设、养护和管理需要，并应当随公共绿化面积及财政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增加。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绿化任务安排绿化经费。
建设单位在新建、扩建城市道路、居住区时，应当安排绿化建设费用。
第十二条　城市新建区绿化用地面积应当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改建区绿化用地面积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十三条　城市各类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安排相应的绿化用地，其绿地率为：
（一）居住区不低于百分之四十。
（二）新建的城市主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次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改建、扩建的主次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三）机关团体、文化娱乐、教育体育、卫生、科研院所等单位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四）商业、金融、交通枢纽、市政公用设施等单位，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有大气、噪声污染的厂矿企业单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立防护林带。
（五）铁路、高速公路、河道两侧及水工程周围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套建设防护林带。
属于旧城区改造的，绿地率一般不低于前款规定标准的五个百分点。
第十四条 加强公园、游园、街头绿地建设，五百米半径内应当规划建设一处一千平方米以上的绿地，一千米半径内应当规划建设一处五千平方米以上的游园，二千至三千米半径内应当规划建设一处综合性公园。
第十五条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应当体现绿化优先，合理安排地上、地下管线的位置及走向，兼顾管线安全和树木生长需要。地上管线应当有利于保持树形完整及生长，地下管线应当按照有关规范，与树木及其他绿化设施保持距离，必要时采取保护措施。
第十六条 城市道路应当栽植行道树。行道树应当选择适宜的树种，主干道行道树胸径不得小于十二厘米，其他道路行道树胸径不得小于八厘米。人行道的乔木覆盖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七十。
行道树栽植应当符合行车视线、行车净空和行人通行的要求。
道路红线外两侧零星空地，由道路建设单位同步实施绿化。
城市高压电线下适宜绿化的空地，应当按照规范要求实施绿化。
第十七条 绿化工程项目，乔木和灌木的覆盖率应当占绿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乔木覆盖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
第十八条 鼓励发展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多种形式的立体绿化和开放式绿化。
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工程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批，其绿化面积可以按照规定比例折算为建设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地面积。
新建的机关、事业单位和文化、体育、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商业、金融等建设工程项目，其建筑具备屋顶绿化条件的，应当实施屋顶绿化。
城市高架道路、轨道交通等市政公用设施具备垂直绿化条件的，应当实施垂直绿化。
城市主干道两侧的实体围墙，应当改造为透景围墙。
室外公共停车场、停车位具备绿化条件的，应当配植庇荫乔木、绿化隔离带，铺设植草地坪。
第十九条 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条例规定比例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审定建设工程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单位和居住区有可以绿化的空地，应当限期绿化。
闲置土地具备绿化条件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进行临时绿化。
第二十条　新建建设工程项目用地范围内有树木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划拨前应当告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置、保护意见。
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项目用地范围内有树木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告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置、保护意见。
用地单位应当按照要求落实处置、保护措施，并接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城市各类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承担。
城市绿化工程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招标。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应当有市、县（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审查。
公园绿地、风景林地和道路绿化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按照规定报市、县（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单位、绿化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变更时，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审批，并不得减少绿化指标。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因季节原因不能同时交付使用的，应当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绿化工程完成的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六个月。
第二十四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各类绿化工程，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跟踪监督工程质量。
第二十五条 城市绿化工程和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绿化工程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在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绿化工程的竣工验收资料报送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参与联合验收，对未达到绿化设计方案要求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查验合格证明文件，主体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六条 居住区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居住区的显著位置公示绿地平面图。
居住区绿化应当选用适宜的植物种类，综合考虑居住环境与采光、通风、安全等要求，合理布局，科学配置。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城市绿化管理保护责任按照以下规定确定：
（一）政府投资的绿地，由市、县（市）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负责；
（二）单位或者个人投资的绿地，由产权人或者经营管理者负责；
（三）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的绿地，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的绿地，由产权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负责；
（四）建设工程用地范围内保留的绿地由建设单位负责。
责任交叉或者责任不明确的绿地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责任单位。
第二十八条　政府投资的城市绿地的养护，应当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养护单位。
养护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绿地、树木养护规范对绿地、树木进行养护，并做好防火、防治病虫害等工作，遇有大风、暴雨、暴雪等灾害性天气时应当对树木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占用道路进行绿化养护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为道路绿化养护作业提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电力、通信等部门对道路附属绿地的养护工作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因建设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应当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临时占用结束后，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原状。
第三十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已建成绿地的使用性质。因城市规划调整或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需改变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在征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一条　城市内的树木花草所有权受国家保护，其权属规定如下：
（一）政府投资种植的树木花草，归国家所有；
（二）各单位在其用地范围内种植的树木花草，归本单位所有；
（三）居民庭院内个人种植的树木花草，归个人所有；
前款规定情形之外的，其权属由种植方和土地使用权人约定。
第三十二条 城市内的树木，不论其权属，除正常养护修剪外，不得擅自修剪、移植和砍伐。确需修剪、移植和砍伐的，应当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因抢险救灾和处理突发事故确需修剪、砍伐树木的，有关部门应当告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并且在三个工作日内到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补办手续。
第三十三条　城市的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建立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
在单位管辖范围内或者居民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不得损害、擅自移植或者砍伐，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技术指导。
第三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树木，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应当及时砍伐或者更新：
（一）发生严重病虫害已无法挽救或者自然枯死的；
（二）严重妨碍交通、电力、通信、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或者人身安全，且无移植价值的。
第三十五条　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一）损坏花坛、绿篱、栏杆、草坪的；
（二）钉栓刻划树木、攀折花木的；
（三）围圈树木、就树建房或者晾晒衣物、悬挂标牌的；
（四）污损建筑小品、雕塑及其他绿化设施的；
（五）在花坛和草坪上燃放烟花爆竹、堆放物料或者倾倒垃圾、化学物品以及液化气残渣的；
（六）在绿地内设摊经营或者停放车辆的；
（七）在绿地内种植蔬菜或者其他农作物的；
（八）其他损害绿化及设施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植物疫情监测预报网络，编制绿化防灾应急预案，健全有害植物和有害生物预警预防控制体系。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日常巡查工作，发现的违法案件，应当及时移送城市管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处理；发现绿化损毁的，应当及时组织补种、补植。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城市绿化资源调查、监测，完善城市绿化管理信息系统。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未达到规定的绿地率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不足绿地面积数处以每平方米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等级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对设计或者监理单位处以合同约定价款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以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建设单位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设计、施工、监理任务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不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相应的绿化施工企业资质证书。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完成绿化工程建设的，责令限期完成；逾期未完成的，处以未完成绿地建设预算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在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未将竣工验收资料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养护单位未按照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护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所占绿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擅自砍伐、移植树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照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以每棵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其他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九）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损害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擅自移植、砍伐古树名木，或者致使古树名木枯死的，处以古树名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其他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十）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赔偿损失，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园绿地：指向社会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
（二）防护绿地：指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
（三）附属绿地：指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
（四）生产绿地：指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圃、草圃等圃地；
（五）其他绿地：指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绿地率，是指建设工程配套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
第四十一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市场价格制定城市树木价值参考标准，并定期公布、调整。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构建我国纳税人诉讼制度初探

高军


[摘要]

　　税收体现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公民纳税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为对价，为保证税收真正地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当代法治先进国家纷纷建立了保障纳税人用税监督权得以实现的纳税人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 纳税人；纳税人诉讼；税收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普遍保护。税收从本质上而言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公民之所以容忍这种侵犯乃在于以纳税换取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主权者向人们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1] “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2] 社会契约论、公共选择理论提示人民缴税只是和政府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形式的交换，而税收价格论则直接主张税收是纳税人享有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三种理论均强调纳税人才是真正的主权者，拥有最终决定如何征税及使用税款的权利。现代国家作为“租税国家” ,[3]政府主要依据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生存与运作，纳税人将自己财产所有权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缴纳给国家作为财政资金，是类似于信托的一种行为，从财产所有权的角度来看，纳税人才是财政资金的真正所有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租税国家，宪法政治的内容归根结底表现为如何征收租税和使用租税。人民的生活、人权与和平基本上都由征收和用税的方法决定，这一点也不夸张。”[4]因此，“国家有必要从纳税者对国家税财政实行民主管理的角度，依据宪法精神，设置一个以保护纳税者基本权为目的的诉讼制度，并以许可纳税者提起主观诉讼的形式，完善纳税者诉讼的法律。”[5]事实上，为规范政府依法征税及使用税款，当代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纷纷建立了一种公益行政诉讼性质的纳税人诉讼制度。

一、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1、美国的纳税人诉讼。在美国，纳税人可以对与自己无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违法支出税款的行为提起主观诉讼，可以以国家或地方政府为被告，针对违法的税款支出提出返还税金等诉讼请求。作为普通法国家，美国的纳税人诉讼制度是通过判例予以确认的，它分为联邦纳税人诉讼和州纳税人诉讼两种类型。
联邦纳税人诉讼的确立始于弗拉斯科特诉科恩案，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承认联邦纳税人有资格以联邦用款违反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规定为由请求复审联邦用款之事。但该案并不认为联邦纳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原告的资格。他们只有达到了下述两条标准时才具有这种资格：1、纳税人请求复审的行为必须是根据征税和税款使用规定而行使的用款权行为，如果纳税人仅控告行政机关在执行有关管理法时，从税款中支出了杂费，那就不够原告资格；2、纳税人必须证明他所指控的用款行为超出了宪法对征税和用款权所规定的特定限度。如果达不到这两条标准，纳税人仍无原告资格。亦即，弗拉斯科特案判例允许纳税人请求复审联邦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关于征税和税款使用权的特别规定而动用联邦资金的行为。但是，它不承认联邦纳税人有资格请求复审大量的涉及社会服务（而不涉及使用费用）规章或规定的行政行为。

　　与联邦纳税人诉讼的严格限制相比，州纳税人诉讼为众多判例所确认，现在，几乎所有州都允许纳税人请求复审市一级的政府行为。州法院允许纳税人请求复审州政府行为的步伐较慢。尽管如此，现在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州允许纳税人提起这种诉讼。其中，有些州则更进一步，没有把纳税人的原告资格局限于所谓的财政行为。相反，这些州判例甚至确认纳税人有资格作为原告就有关非财政问题和与政府支出及税收额无关的问题提起复审诉讼。新泽西州有个判例确认该州的一个纳税人有作为原告的资格请求复审一部有关规定在公立学校读圣经的法律，虽然这个规定与学校经费的使用无关，也与为支付学校经费的纳税无关。在这种非财政案件中，州法院基本上许可纳税人作为一个要求执行法治的公民提起的诉讼。[6]

2、日本的纳税人诉讼。在日本，纳税人诉讼是“二战”后美军占领时期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历了居民诉讼阶段，最终确立为民众诉讼制度。它是指为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的违法行为，以选举人资格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一种。昭和23年地方自治法第242条规定，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居民认为该地方公共团体长官、委员会、委员、职员在支出公款，取得、管理、处分财产或缔结、履行契约时，有违法或不正当行为，或有债务及其他义务的负担时，首先可以要求监查委员会对此采取防止、纠正或者其他必要的措施。对监查委员会的劝告和议会、议长及其他执行机关、职员所采取的措施不服时，以违法问题为限，可以提起诸如停止行为、撤销行政处分、确认行政处分无效、贻误事实的违法确认、损害赔偿、不当得利返还等的请求诉讼。但不能一开始就提起诉讼（监查请求前置主义）。这种居民诉讼是仿效美国的纳税者诉讼，为防止或补偿财产上的损失，对包括机关委任事务的自治体财务会计上行为，居民一人也可以提起（参照民众诉讼，行政诉讼法第5条）。“该诉讼通常使得利者无可争议的授益性、给付性行政的违法行为服从于依居民裁判的统制，因此是实质性法治主义制度之一，其意义重大。”[7]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居民诉讼只有在与地方公共团体发生纷争的场合才被予以承认，而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不被承认。至于这样规定的理由，目前尚未见到解释。或许是由于错误地与美国纳税人诉讼作简单地对照，或许是日本的官僚机构体制本身不可能欢迎居民诉讼而从中作梗的结果。[8]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兴起以纳税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共交际费开支的诉讼。当时的县知事、市町村长的交际费开支情况，引起居民的极大关注，纷纷要求予以公开。有的市町村长满足居民的要求，全面公开交际费的开支情况，而都道府县知事却作出不公开或仅一部分公开的决定。于是就引发了当地居民请求法院判决“取消都道府县知事关于交际费开支不予公开或仅一部分公开的决定”的诉讼。其中针对“大阪府知事交际费案”和针对“厉木县知事交际费案”，一直打到最高裁判所。两案的高等裁判所判决，倾向于要求全面公开交际费的开支情况，但最高裁判所却倾向于限定公开的范围，撤销了两案的高等裁判所判决、发回重审。此后，东京高等裁判所就东京都知事交际费案，在最高裁判所判决的范围内，作出尽可能多公开的判决。这些判决的法理根据都在于：每个纳税人都有权了解政府如何支出公费的情况。[9]日本秋田地方裁判所民事一部1999年6月25日判决，秋田县居民代位县作为原告，以秋田县召开六次恳谈会所支出的费用中，有2091245日元餐费属于违法支出，对时任教育长等职的6名被告请求损害赔偿。法院认可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向秋田县支付现金2091245日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10]
3、其他国家的纳税人诉讼制度经验。在英国，“选民对地方政府不合法的开支可以向区审计员提出反对意见，或向法院申诉。选民对区审计员的决定不服时也可以向法院申诉。”[11]另外，国家纳税人也有资格控告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行为。在法国，市镇纳税人或省的纳税人，可以对市镇议会和省议会通过的影响市镇和省的财政或财产的违法决定，提起越权之诉。[12]但是，在法国，不允许国家纳税人对中央政府的纳税规定提起越权之诉，因为它与个人利益的联系太远。

二、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的基础

（一）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1、政府财政支出（用税行为）亟待规范

　　由于国家自身不从事生产，政府所支出的每一笔钱都来自纳税人交纳的“血税”，因此，政府在进行开支时必须慎重对待并且应当依法进行。但是遗憾的是，当前我国财政支出的现状却是——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基本处于无有效的法律约束的状态，主要表现在：

（1）政府财政支出范围严重越位

　　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投资的“经济建设费”（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效率低下甚至根本无效率并缺乏有效监督）以及行政管理费（其中大部分用于公务员福利开支）占了财政支出的主体，远远超过对民生福利的支出。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有着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公务员群体，许多原来性质上属于社会团体的单位都实行了“体制化”，纳入公务员编制。政府机构人员臃肿，官多为患的局面用前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的话说，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13]当前，我国的行政开支已经达到财政支出的24%，正常国家是6%以下，属典型的“吃财政饭”。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逐年增长的行政支出中，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出国考察高达九千亿，至于政府豪华楼堂馆所建设、面子工程等所造成的损失更无法准确地统计。

（2）政府财政支出过程缺乏有效的约束

　　首先，中央财政权力法制化约束有待加强。自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财政体制以来，中央在税收分成中占了大部分，但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却一直未实现规范化和法制化，出现了各地方政府纷纷到中央“跑部钱进”的极不正常现象，加剧了腐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税收的逐年增加，政府机关在每年年底前，往往想尽一切办法，突击花掉数以亿计的国库收入。
　　其次，政府投资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例如，当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务院决定投资四万亿元人民币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四万亿投资绝非小数目，对于是否应投资、以及这笔钱应投资到什么领域、应优先照顾民生福利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等，从性质上及重要程度上而言，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对之予以严格地监管，其理由主要有三：一则我国宪法第62条明确规定“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于四万亿投资属于对预算本身的重大修改甚至是颠覆而非“部分调整”，已超出宪法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拥有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的范围，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如此重大的事务上，依据宪法的上述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无权予以决定，只能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二则重大投资项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专项审议通过已有先例，例如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投票通过的三峡工程，总投资仅1600亿元，与本次投资计划相比，就投资数额而言远远望其项背；三则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在成熟的法治国家，政府重大的投资计划，必须获得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的同意。例如，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联邦政府提出8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但该计划的成立及如何实施，皆通过国会参众两院的审议批准。但遗憾的是，我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到目前为止仅国务院就予以决定，而且对投资的过程缺乏有效的法制化的约束。
　　第三，权力者运用公权力自肥现象亟待进行有效的约束。近年来，权力者利用公权力在社会资源、利益分配中“自肥”的现象突出，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引起干群关系紧张。例如，前些年公务员“车改”实行的结果是未使公车消费明显下降，反而使公务员获得了额外的“车补”，在一些地方公务员每月的“车补”数额甚至就远远地超过了普通工薪者的月薪。再如，当前各地正地大力推进公务员“阳光工资”改革，但我们遗憾的看到，在某些地区，改革的结果只是将一些尚未达到“阳光工资”设定的数额标准的部门工资涨到“阳光工资”水平，但超过“阳光工资”标准的部门工资则依旧巍然不动。另外，在当前金融危机，企业破产、民工失业严重的非常时期，一些地方却纷纷给公务员加薪，上海则给公务员发放数额巨大的购房补贴。
　　第四，近年来，中央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频繁的经济援助，对非洲国家巨额债务的免除，未通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事实上，这些援助及债务免除所指向的均为纳税人所纳的税款，从法理上来说，应当得到纳税人的同意。

2、纳税人权利保护有待加强

　　众所周知，就税收的事物本质而言，税收乃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一种契约，即纳税人通过缴纳税款向政府购买各种服务，政府收了税就必须为纳税人提供相应数量和质量的服务。但是，在当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大都过于强调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忽略了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纳税人交完税之后，对政府如何开支这些税款基本上毫无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越来越庞大的政府财政开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的投入却少得可怜，教育经费占GDP不过百分之二点几，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政府本该为公民提供的基本保障医疗、公立高等教育等都已实行了“社会化”，纳税人负担沉重，而且在政府有限的投入中，分配不公现象极为严重。举医疗为例，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等国家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14]事实上，就连这区区的17％的政府负担的医疗费用，据中国社科院近期的一份医疗卫生调查报告显示，其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而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城市没有工作的人口却没有任何医疗保障。[15]近年，我国纳税人痛苦指数占全球第二，但医疗公平指数却占全球倒数第四。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纳税人纳税的自觉性无法得到提高，甚至就连政府向民众收税的合理性都完全值得怀疑。

3、现行的监督体制无法监督政府的违法用税行为